特朗普冲着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而来,须防西方单

社评:先于调查辱骂威胁叙俄,这不是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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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战略界大讨论系列一:倪峰:中美关系新时代

社评: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

叙利亚化武问题再起争端。西方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由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控制、但已处于政府军包围中的东古塔地区杜马市疑似遭到毒气袭击,造成100人以上死亡,400多人受伤。非政府组织“白头盔”公布现场照片显示,一些人出现昏厥、口吐白沫、痉挛等症状,但是CNN等媒体表示无法证实那些照片的真实性。

王湘穗:如何与“更年期的美国”打交道

作者:倪峰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着名中美关系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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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第一时间指责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这起化武袭击,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中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称为“畜生”,并点名称普京总统以及俄罗斯、伊朗对事件负有责任,警告他的这些抨击对象将付出“大的代价”。叙利亚政府和莫斯科都坚决否认出现了叙政府军发动的化武袭击。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鸣谢:凤凰大参考

中美贸易战的形势有迅速升级之势,华盛顿和北京实际都在做“战前动员”,双方没有谈判,而且各自对这场冲突认识的差距不断扩大,贸易战实际爆发的可能性在快速增加。

现在有两个基础性问题,一是杜马市是否的确遭到了化武袭击,二是这场袭击是否的确是叙政府军干的。

对于崛起的中国,美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焦躁。曾经辉煌的帝国,因自身衰老、看不得也容不下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这实际上是霸权国家进入更年期的体现。在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晚期,也出现过类似病症。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与罹患帝国衰落综合征的美国打交道。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在新一届太平洋证券“一带一路”论坛上,对中美关系何以进入“新时代”,从学术上给出全新的分析与判断。

特朗普政府坚持宣扬“美国吃亏”说,特朗普5日发推特,将中国称为“强大的经济力量”,并鼓吹WTO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不公平”。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迎合特朗普的表态称,中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而是第一世界国家。

我们认为,任何化武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必须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化武袭击的发动者及发出指令的政治人物都须受到严厉追究。

去年底以来,美国政府相继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多个战略报告,其中明确定义中国为挑战美式全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在首份国情咨文中,特朗普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值得注意的是,“对手”的称谓,与此前更多使用的“竞争者”有很大区别,具有长期“敌手”的意涵。这说明,在经历了几年的大讨论后,美国政治精英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战略学者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敌手”。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系列报告,正是这一共识的体现。

在特朗普政府连出三份对华不利报告的背景下,北京战略界经过一个月的消化沉淀,对竞争对手条件下的中美格局,得出诸多精辟论断。

与此同时,美方继续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华盛顿要通过这次贸易战打击中国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意图进一步变得清晰起来。美方的言行帮助中国社会确立了这样的认识:这不是普通贸易战,而是美方遏制中国崛起、要将美国全面优势永久化的战略行动。

为了伸张正义,由可信的国际调查团搞清事件真相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凭印象轻率下结论一是可能造成冤案,二是得以让真凶逃避制裁,这等于是对他们犯滔天大罪的纵容。

在美国政治精英看来,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能力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国是美国的完美对手。在今年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中国的间谍瞄准了全美的学术机构,基本上渗透到了每个学科。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已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的威胁,而是对“美国社会”的威胁,这需要全美社会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目前,美国政治精英们正试图通过媒体渲染,把“新敌手共识”发展为弥漫在美国社会中的集体意识,为与中国的对抗创造社会基础。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新在何处?

这样一来,中美贸易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两国贸易战很难以美日的化解模式加以解决。双方都认为它事关各自国家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整个国家前途,那么很可能双方都会使出最大的力量,不惜代价地将贸易战打下去,使它获得某种决定性意义。

而当下西方对巴沙尔政权的指控太快太绝对了,这完全绕开了程序正义,成为了基于政治立场而非依照事件证据的表态,是把这件事当成了对叙利亚政府以及对俄罗斯、伊朗斗争的一个回合。

需要确定的是,美国精英们把中国摆在对手位置上,不是对中国进“一带一路”或其他某个具体构想的回应,更不是对中国部分学者超越美国言论的反弹,而是基于中美两国国家生态、发展阶段和两国国力变化的判断,是一个老大帝国维持病态自尊和实际利益的需要。

2017年年底,中美关系似乎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10月,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在12月,特朗普在推出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演讲中也宣称,“美国已经进入竞争的新时代”。中美这两个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几乎同时宣布进入了“新时代”。

华盛顿是否真是这样想的,我们没有绝对把握。但是从美方传来的各种信息汇集到一起,确实在把中国社会朝这一战略判断方向推。这场贸易战是在华盛顿数个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且突出大国战略博弈之后发生的,中国人没有不做最坏思想准备的理由。

调查任何犯罪,搞清楚犯罪者的目的非常重要。因此叙利亚政府表示杜马市已经处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中,政府军根本用不着化学武器就能“解放”它,化学武器是每到叙局势面临重要关头西方打击政府军的借口,大马士革的这种申辩是有很强逻辑的。

在利益棋盘上博弈

这两个宣布看似偶然,其意涵也完全不同,但对中美关系而言,可能有着重要的隐喻:既然中美两国都走入了“新时代”,那么中美关系的演进是否可以在前面加一个限定词,称之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中国一直是温和的崛起大国,也是建设性中美关系的积极倡导者。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华盛顿不断发出转变对华战略的信息,增加了中方的警觉。这次美方发动贸易战的方式尤其粗暴,开出的是让中国“自废武功”的价码,它在将中国逼上梁山。以贸易战对贸易战的方式对美开展全面抵抗势必成为中国的唯一选择。

2013年叙爆发化武危机,奥巴马政府威胁对叙政府军发动军事打击,在俄罗斯斡旋下,达成了叙政府销毁全部化武换取美国不发动军事打击的协议。大马士革强调它认真遵守了该协议,但是华盛顿和西方世界对此表示怀疑。

在明确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同时,美国政府展开了对中国的打压行动,具体举动包括军舰游弋南海、对台出售武器、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威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阻止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限制中国对美高技术投资、对中国商品大幅征税、制定和签发《台湾旅行法》等等。凡此种种说明,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敌意,正从共识变成行动,中美间的对抗不仅限于经贸领域,还向政治、安全领域扩散。

最近,笔者一直在思考,“新时代的中美关系”,“新”在什么地方?目前来看,有两变量非常重要,一个暂且将其称为“非常规变量”,另一个是“常规变量”。

以当年抗美援朝那样的意志坚决打垮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进攻,正在作为中国上下的战略决心树立起来。抗美援朝给中国造成了损失,但它迫使美方在三八线上最终签字,重创了华盛顿的战略傲慢,赢得了之后很多年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战略尊重。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要求我们有同样不怕牺牲、不惜代价的战略气概,坚决打出迫使美国将对华不断挥舞的大棒当柴火烧掉的中美关系新局面。

去年4月4日叙发生化武袭击,美立刻认定该袭击是叙政府军所为,并对有俄罗斯军队驻扎的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

近段时间美国的反华、制华、压华举动气势汹汹,仔细看却并无章法。这说明,金融、军工、制造业、商业、科技等不同集团各谋其利,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美国政客,表面上可以形成针对中国的共识,实践中却无法协调不同利益诉求。与中国对抗的基调出自音调不定的号角,难以形成针对中国的统一步调。

一,特朗普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大“非常规变量”

抗美援朝的发生是因为美国军队打到了鸭绿江边,今天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在冲击中国的核心利益线。我们无处可退的危机感,和为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决不可对美方让步的坚定意志正在中国全社会凝聚起来。我们知道将付出一些牺牲,但我们更了解,霸权的贪欲是没有底线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筑起“人在阵地在”的钢铁贸易防线,那么明天我们会失去什么将是无法预测的。

从道理上说,叙政府军现在发动化武袭击所能得到的军事好处,远远不抵它将遭到国际猛烈谴责甚至面临军事打击的风险。大马士革向国际社会提出自己有什么必要这样做,这一质问应当说是成立的。

下一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程度和中国的反应。从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两国利益、力量的角度看,中美关系不会陷入“新冷战”。当今世界已超越了划分两个阵营进行对抗的冷战时代,维持一个相对统一的货币和经济体系对美国利益重大,对中国目前的发展也有益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当今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美国作为虚拟经济国家,本质上靠占有全球资本积累为生。危机之后的美国,需要更多剩余价值,才能维持已经空心化的经济。

当下中美关系最大的“非常规变量”,当属特朗普本人。这是一位相当特殊的人物,是“反建制”的总统,同过去选出来的历届建制派总统相比,必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中美关系产生很不一样的影响。

必须指出,今天的中国与美国打贸易战,与60多年前打抗美援朝时候的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大体势均力敌的较量,美国的绝对优势是华盛顿自吹自擂的,这将不是美军飞机大炮对志愿军“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战斗。北京有能力在每一场贸易战交锋中打痛华盛顿,让美方蒙受与中国大致相同的损失。

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早已“只讲斗争逻辑”,就是无论出什么事,它们的反应都要有利于打击巴沙尔政权,而不是削弱叙反对派力量。它们显然对是非曲直已经毫无兴趣。

分析彼此需求利害,美国需要中国要更多些。对美国来说,打压中国是为了从中国获取更多利益,如果一拍两散,将是其难以承受之痛。若中美对抗导致中国脱离美元体系和美国市场,固然对中国当下的发展不利,但其直接后果可能同时是美式全球化体系的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的终结。求利与害命,孰轻孰重?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中美间的对抗是不允许打翻棋盘的博弈。

过去,我们观察美国总统的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思维,基本从四个维度看。第一个维度是地缘战略,第二是意识形态,第三国家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第四则是国际秩序方面。这些维度上的思考和判断相迭加,就大体构成美国传统的对华战略。自老布什以来的美国历届总统,对这四方面的考虑大体均衡,所以一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相对比较稳定,并具有一定延续性。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场贸易战是中美一起打,一样痛。“中国人躲进坑道里,美国人狂轰滥炸”不可能是这场贸易战的逻辑。中国打贸易战的武器和弹药十分充足,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将有巨大发挥空间,由于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将刺激中国经济转型和战略创新能力,它很可能成为加快中美综合实力进一步接近的机缘。

如果国际社会纵容这样的立场先行,那么华盛顿和西方就将单方面掌握对这个世界真理和正义的裁量权。然而华盛顿的“普世”价值取向是假的,恰恰相反,它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美国利益优先”的自私,以及特朗普上台以来重大决策的随意性。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加上总统的个人偏好,美国正在给这个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不公平和不确定性。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然而,特朗普之“新”、之“特”,就在于他把这四个维度上的考虑,排列得非常不成比例。

让美方重新认识中国体制团结全国人民痛击外部经济强权挑战的特殊能力吧。美方用贸易战施加的压力有多大,我们的反作用力就将有多大。让两个体制围绕贸易战来一次较量,看看硬碰硬时,到底中国还是美国更能够坚持,更有本事逆风扬帆。

杜马市到底是否发生了化武袭击,是谁干的,必须由联合国方面做出权威结论。不久前在伦敦附近发生的俄前特工被毒害事件到底是不是俄罗斯干的,也应由联合国方面给出结论。在这些可信的结论出现之前,任何对叙利亚、俄罗斯采取的报复行动在国际法上都是非正义的。

作为守成大国,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都会被美国视为威胁,不论以往的苏联、日本,还是今天的欧盟、中国,都是如此。在美国一些人看来,中国越发展、能力越强,对美国的威胁就越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既然中国怀揣着足以改变世界财富等级的能力,其本身就成了罪过。更何况以独特模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具有颠覆资本全球积累路径的可能,那就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异己力量。所以,无论中国如何表白没有取代美国的主观想法,都会被美国认定为“敌手”。

首先,意识形态方面,几乎已经甚少强调,无论在特朗普的涉华文件、报告还是演讲,以及访问中国的议程中,相比过去都大为减少。

在此之前,中国曾想通过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来实现发展。但随着中美经济规模的接近,美国想方设法让中国下车、罚款。于是,中美两国就像叔本华所说寒冬里的刺猬,靠得太近会相互刺痛,离得太远彼此又感觉寒冷。美国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其实是虚火太旺的表现,只有几番折腾,通过挑事、挫败、再挑事、再挫败的方式发泄出来,才会无奈接受老了的事实,承认全球霸权已是美国扛不动的负担。到那时,美国才可能愿意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互利合作。

其次,国际秩序方面,全世界都已看得很清楚:美国不想再费时费力做现行秩序的维护者,对一些理想主义的多边安排,持非常负面的态度,甚至在气候变化、多边贸易等领域,采取斩钉截铁的单边退出措施。特朗普的逻辑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建制派和资本精英的鼓吹下,把大量国家资源耗费在全球事务上,包括在海外打无意义的战争,而不是用于发展自己、改善百姓生活,所以他的政府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集中精力先把美国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才是维护美国竞争力的根本。

面对美国趋于强硬的对华战略,我们一方面要不怕事不躲事,比如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实行对等自卫反击,对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予以反制;另一方面也不可随美国的刺激起舞,而要通过调整距离,获得主动权。

第三,地缘战略方面,作为商人出身,特朗普并没有在体制内的工作经验,上台前也几乎没有接触过相关概念。特朗普绝非一名地缘政治玩家。上台以后,他放手让军队、外交官们去处理,自己并没有对美国传统上参与极多的地缘战略操盘和竞争显示出热心。

降低合作预期,拉开点距离,彼此才好相处,即所谓暂时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中国应通过更多顾及民生和开发内部市场,更多与周边国家合作,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避免受制于人。中国不怕霸权也不求霸权、不追逐利益最大化,“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东方式的智慧,可使我们避免与美国正面相撞,为中美关系在合作与对抗的两个极端选项之外,寻求回旋空间。

于是我们看到,经济利益在特朗普对外、对华政策中,所占的比例异常地高,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也是特朗普的“中国观”的主干结构。

特朗普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与中国打交道,实质性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然后把截流的美元用在美国国内,或是减少财政赤字,或是增加军费,亦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之,让选民看到即可。

到底什么能吸引特朗普

这样一个“反传统”的对华政策结构,对中方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过去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些敏感问题,如人权、劳工权益等,不再那么敏感,所谓“地缘战略竞争”所引起的猜忌和喧嚣也小了不少。中方在这些方面的精力投入也会相应减少。

另一方面,经贸合作的中美关系“压舱石”作用明显弱化,中方再如何强调通过互利共赢来稳定两国关系,也很难改变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吃了大亏”的心思。毕竟,他和持“另类右翼”思维的美国人,在内心深处都是以“零和”方式看经济问题,始终认为导致美国本土经济困难的最主要外因,就是竞争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所以,从根本上讲,特朗普是从经济为出发点来审视中国。

二,中美力量对比变化趋势是两国关系最大“常规变量”

当美国跨界共识形成,以中国为对手展开竞争之际,中国战略界难得一见的奢华阵容,齐聚北京。

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中美关系最基本的常规变量,即是两国力量对比的美强中弱,外界对此习以为常。然而,这一态势近年加速酝酿根本性转折。随着两国力量对比的日益接近,中国在对美交往中,变得越来越自信,美国则越来越焦虑。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焦虑感在美国国内正成为共同的情绪,竞争因素的增加,在中美关系恐怕是个恒定趋势。记得2012年前后,美国战略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对华政策大讨论,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写的一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以改造中国的政策,是以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未来数十年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者”,因而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大战略。

当时这份报告受到了美国战略学界不少人的批评。时隔五年,华盛顿似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变得不再有那么多派系,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将上升的人占据了主流,质疑的声音几乎没有。

到了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那33处点到中国的表述,“顺理成章”地汇集了一段时间来美国战略学界对中国的种种判断,标志着美国建制派和“另类右翼”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解读在相互靠拢,彼此共识在增加。

两股力量汇聚 美国对华疑虑总体上升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意的东西是经济利益,虽然中美已经签了2500亿合同订单,但他仍不满意,提出要中国每年减少1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直接定指标,这种方式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就是经贸关系。

以前有句话讲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原因就在于,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压舱石。但现在,特朗普正冲着这个压舱石而来,动摇中美关系的基础,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会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

目前,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正与特朗普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不满向同一个方向汇聚,导致美国总体对中国的疑虑进一步上升。

两个变量,同时也是两股力量。在2017年底,它们向着一个方向汇合,而这个方向就是中国被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美国战略界甚至得出结论,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总体是失败的。

所以,何为中美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从学术上,就是常规变量和非常规变量的一种融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华交往范式将发生根本性的转折,中美关系就迎来了向下的拐点,今后将“各走各的阳关道”了呢?我想未必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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