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财年国防业务,攻击卫星会得不偿失

2015年7月30日澎湃新闻刊载了我所文章《高边疆|攻击卫星会得不偿失,“太空珍珠港事件”或危言耸听》全文如下:

《空天力量杂志》2015年夏季刊刊载了我所文章《新抵消战略:美国以技术优势谋求持续军事优势的老套路和新思考》全文如下:

净评估是美国国防部自主开发与长期应用的一种全面考察和深度掌握动态平衡的、多领域因素的比较分析方法,也是一种从定性到定量、再回到定性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由于它重点关注和主要诊断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状态,尤其是它与战争和作战的竞争性/对抗性特征一致,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做体检”,以及时发现或确认各领域、各层次的竞争性/对抗性问题与机遇,因而在美国和北约国家,日本、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倍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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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某着名网站援引美国“太空”网站文章,以醒目标题刊文《美媒:中国航天开始新长征,水平和美国差50多年》,令人倍感诧异。

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境内一些科研教学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始涉猎和跟踪净评估,陆续有一些译着和论文面世,已经在国家安全战略、防务战略、军事战略、战役作战和装备发展等领域创新上发挥作用。研究表明,美军净评估与战略制定和规划计划工作中常用的分析与综合手段,如:竞争优势分析技术、场景分析方法、假想敌机制、模型模拟工具、逆向论证程序和多层次逻辑框架等,并非稀缺资源,在我国境内也都有开发和运用。

美国防部2014-2015财年《战略管理规划》根据最新《防务战略指南》以及以往的战略管理规划文件,对战略管理框架、业务流程、运行原则、机构职能等内容进行了重新集成与完善。

细查原文,方知此意出自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约翰·罗格斯登之语。但罗格斯登本意为中国“目前的载人航天仅相当于美国50年前的水平”。

纵观历史,世界格局总是由大国之间关系与相互博弈的结果所决定的。你死我活的军事竞争,与其“死磕”不如用“巧劲”,让有限的力量化为致胜之道,从更基础的层面来解决问题。在军事和战略竞争领域,“抵消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独特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以抵消对手数量优势,最终削弱对手力量并赢得竞争。美国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持军事优势甚至军事垄断,即是凭借其长远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在正确的时间开发出能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武器系统或新作战方式,从而一举“抵消”对手耗尽人力物力取得的平手态势或微弱优势,一而再再而三把对手远抛到身后。

按照“净评估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的说法,虽然“净评估”一词产生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但是有关净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却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敌对国家的竞争/对抗之中。其历史渊源可追溯至古代孙武的《孙子兵法》、近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现代马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当代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以国防与军队的长远建设为牵引,确保战略管理框架协调、稳定的运转。

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十分透明,尚出现如此误读,至于各国高度保密的反卫星活动,自然更是仁者见仁了。那么,中国反卫星攻击能力、效果如何?针对中国反卫星攻击能力的发展,美国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呢?通过梳理美国权威专家和学者的观点,本文力图展现美国对中国在太空能力上的评估。

既然将目前的抵消战略冠之以“新”,就必是与“旧”相对。第一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密切相关。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依靠其首先取得成功的核武器技术优势,构建出强大可信的威慑力量,抵消并压制住苏军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但这种依赖核武器的抵消战略所带来的短期红利未能长久,却给美国带来了一些相互关联的政治和军事后果,由此打开的核武器“潘多拉魔盒”也让世界备受其害,该战略的实施还直接导致美国陆军遂行大规模非核常规战争能力有所下降。第二次抵消战略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冷战高峰及军备竞赛的炽热年代,华沙条约集团的常规兵力优势让北约集团备受压力。美国国防部在哈罗德·布朗部长及威廉·佩里副部长领导下,明智地优先发展其电子和信息技术优势,研制出制导导弹等颠覆性武器系统,有效抵消了华约集团的坦克集群等常规兵力的数量优势。该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一个美国军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美国军事、技术、经济等许多领域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最终拖垮了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由此可见,抵消战略总是发生在军备竞赛及美国感受到重大压力的时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安德鲁·马歇尔提出了净评估方法的基本原则,共有七个主题,大意是:比较多个领域、关注交互作用、结合背景条件、校正作战效能、解构竞争效率、考察系列对象和着重诊断问题等。若从战略评估的角度梳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着作中蕴涵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也可归纳出类似的八条要旨,如:着眼特点、着眼发展、着眼全局、着眼实际、着眼矛盾、着眼联系、着眼历史和着眼阶级等。将前后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则不难发现,无论以前者诠释后者,还是以后者诠释前者,虽不能一一对应,但大体上是相通的。所不同者:一是形成背景不同,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基于国内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及其盟友、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及其盟友间的竞争/对抗形成的,马歇尔的净评估方法则主要基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及其盟友间的竞争/对抗形成的。二是深广程度不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更为高远、宽广、精深,因而更为抽象,科学性、艺术性也更强;马歇尔净评估方法则聚焦于战略评估领域,更为具体、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三是发展趋势不同,军事辩证法研究在东方“文、史、哲”氛围特别是我长期和平环境中,哲学化倾向明显;而净评估方法在西方“数、理、化”氛围特别是美重实务而轻理论的传统下,呈现工程化趋势。

美军战略管理框架主要包含部队运用、管理与发展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平衡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协调与可持续的平衡。美军认为,战略管理规划是一份动态文件,必须根据执行结果及时调整策略与业务流程,以满足长期的战略要求。近年来,美军提出,军队建设模式要从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转变,军事规划模式要从基于紧急任务向基于战略任务转变。这些转变主要着眼点还是在战略谋划和军队建设的长期需求。从美军近年来的军事活动来看,自提出研发“空海一体战”概念后,又相继颁发《联合作战介入概念》与《顶层联合作战概念:联合部队2020》等内容。这些概念不只是用来指导部队的长远发展,还对全球力量的当前运用起到了相当强的指导作用。例如,近年来,为配合美国重返亚太以及“空海一体战”概念的实践与研究,美军在伊拉克撤军与缩减驻阿美军规模后,不断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并增加了地面作战力量的流转部署。美军还通过加大与亚太盟国的军事活动密度,为先进作战概念提供试验机会。

反卫星:数量和高度都有局限

近年来,类似冷战时代的军备竞赛或许没有形成明显阵势,但大国竞争——包括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全面竞争——正越演越烈。新兴的中国及复兴的俄罗斯迅速崛起,综合实力日益增长。与此同时,美军陷入持续十多年的全球反恐军事行动,耗资巨大,恢复元气有待时日,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国防预算大幅削减,美军的整体军事优势逐渐下降。惊回首,对手追赶,形势逼人,美国新国家安全中心在2014年12月2日向众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提交的证词惟妙惟肖地称之为“pacing threat”。压力之下,一些战略专家自然回想起“抵消战略”。如何借助美国当前占重大优势的电子、信息、网络、太空、无人系统等新兴领域的高技术,在有效利用现有国防资源和提高美军整体作战效能之间寻找平衡点,再一次抛开对手而继续维持美军已经保持几十年的军事技术优势,从而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切,正是美国国防部与美国战略研究界,特别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安德鲁·马歇尔的弟子们再次思索的问题。思索的一个结果,就是借鉴前两次抵消战略的经验和教训,创造性延续马歇尔的运用技术优势克服对手数量优势的竞争战略思维,开创新思路新武器新军事变革和新作战样式。新的“抵消战略”应时而生。

[责任编辑:蒋佩华]

二、以战略优先事项为统领,保持顶层战略与业务目标之间的有效链接。

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2015年4月15日报道,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举行的第31届太空研讨会上,美军主要负责空间发射活动以及导弹预警、航天监视、指挥和控制国防部各类卫星等的空军第14航空队指挥官杰伊·雷蒙德中将表示,中国目前已经具备让低轨道卫星面临危险的能力,而且“很快,处于任何轨道的任何卫星都将面临威胁”。

早在1976年,马歇尔为福特政府提交的《在持久的政治军事竞争中同苏联进行军事角逐的战略》中就引入了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ies)这一概念,睿智的马歇尔在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应该寻求机遇发挥自己的一种或多种独特能力,以期在具体领域和整体上获得竞争优势。”这个充分运用己方独特能力的竞争战略,为日后美国国防部获取对苏战略优势提供了战略指导。竞争战略的要素包括竞争领域、竞争对手、竞争策略、竞争手段等,并着眼于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技术、人才等不同的角度审视竞争优势,一个合适的竞争战略就意味着所采取的行动会给对方施加极大的应对成本,最终遏制或战胜对手。事实上,自美国国防部20世纪70年代中正式启用以第二次“抵消战略”为手段的竞争战略,直到冷战结束,几乎所有国防战略、军事战略以及重大行动背后,无不体现出了马歇尔在1976年提出的竞争战略思维。眼下美国国防部所倡导的新“抵消战略”,可以说是在新的战略背景与战略需求下,马歇尔竞争战略思维的延续;此一新抵消战略的提出,显然有其历史的根源和必然,亦有其环境和时机下的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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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战略管理规划旨在将政治当局的战略意图转化为各级管理人员与指挥官的业务事项,以确保国家目标的实现。为此,美军主要通过高层确定的战略优先事项来调整并校正各级之间的业务目标偏差,促使他们在总体目标上保持一致,减少摩擦并降低成本。美军2013发布的2014-2015财年《战略管理规划》主要依据2010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与2012年版《国防战略指南》确定的战略优先事项,来规划战略管理的目标,并将其细化为国防部各部门、参联会各机构、各军种及各战区所担负的具体目标。同时,这些具体的业务目标也要充分满足各级机构领导层的需求,目的是使这些目标能够指导国防部的业务投资活动,从而确保国防资源的有效利用,防止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对此,前兰德公司斯坦顿核安全计划研究团队成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格纳特·桑卡兰刊发在美国空军研究所《战略研究》杂志2014年冬季刊的文章《中国反制美卫星能力的局限性》,对中国反卫星攻击能力进行过更为详尽的解读。

新抵消战略的战略需求

三、通过系统优化,增强战略管理流程的连续性。

桑卡兰认为,“在低于1000千米轨道上运行的情报侦察监视图像卫星最易受到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但“实际上,目前中国最先进的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也不具备摧毁高轨道GPS卫星和军用通讯卫星及信号情报卫星的能力。……即便可以采用液体燃料火箭推进的方式,也会存在其它问题”。

二战结束至90 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在战略管理上,主要是针对相对和平时期的竞争,着力保持并提高美国慑止苏联采取损害美国利益行为的能力。但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亚洲的兴起和欧洲的不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持久广泛的斗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持续快速的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最迫切的,美国军政研究界界定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环境的生成,这一切使美国战略界认为,必须对优先发展目标的界定做出相应的调整。

美军认为,进一步减少复杂系统,形成能够整合连续性业务进程的能力。而且,连续性进程的观念可以促进国防部高效地利用业务程序优化、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技术等方面的进步,发现和消除业务系统中的冗余,提高互操作能力,实现数据透明,以产生更大的投资回报,更好地支援作战人员。为确保整体流程的顺利运转,美军主要通过联合战略规划、PPBE、国防采办以及适应性规划执行四个系统,来完成战略预测、决策与评估等业务流程。这些系统又有相关的子系统与流程具体承担业务职能。例如联合战略规划系统又包含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联合概念发展系统、联合条令研发系统。美军不断对以上系统进行优化、改良,以便于各级消除组织和职能上界限,促进战略管理各业务连续运作。

如针对GPS卫星和军用通讯卫星。“中国要想让美军在较长时间内失去GPS的导引,就必须设法摧毁10颗或更多的类似卫星,而这对中国是一个高难度挑战”;对军用通讯卫星而言,在反卫星火箭或导弹发射之后需要进行一系列转轨机动操作,以到达距离地球3.6万千米的通讯卫星运行轨道。“从低轨道到地球同步轨道的转轨操作需要至少5小时,从发射到实际攻击之间的时间间隔足以让美国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军用通讯卫星实施规避动作”,并且“即便中国发射的运载火箭可以达到该轨道且能对美军通讯卫星实施拦截,也几乎不可能同时或连续地进行类似发射操作。中国的发射装置还未达到如此先进程度”。

不同于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那样清晰而紧迫的威胁性国际环境,美国的战略家们普遍认为,虽然现在及可见将来直接的威胁降低了,但却更加复杂和多元。十年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尚处在一个战略调整期和相应的新作战概念思考期。尽管在2015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联合参谋部签发备忘录,正式将“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更名为“联合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亦即在作战概念层次,繁杂的思维和军种竞争逐渐显现出头绪。但在战略指导层次,依然没有一个等同于像当年“遏制”和“灵活反应”那样明确的战略框架。如果说,新抵消战略将建立在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对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的总结之上的话(威胁主要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基地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以及网络空间),显而易见的是,新抵消战略将要应对多种不同而复杂的战略挑战。换言之,对美国而言目前和将来的战略需求是复杂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多样化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四、管理艺术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以提高业务工作效率。

效果有限,替代系统随时待命

一是竞争领域的不确定性。世界多元化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迫使美国在长期防务或国家安全战略上必须考虑这些复杂的安全环境问题。特别是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战争的特点也有显着的不确定性:新型武器不断面世,也就相应地要求用新的作战思想与新的军事编制来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美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但世事难料,战略的实施总会受制于所在环境中的那些不可预测的各种变化。

美军战略管理主要按照战略高层集中与业务分散执行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既需要各级管理人员或机构以高超的管理艺术来整合资源、协调矛盾,又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数据分析、处理功能对管理业务提供决策支持。因此,美军强调,国防部运用跨职能的业务方式,有利于发挥各级的创造性思维,对不同功能的业务结构与活动进行战略性的整合,明确成本原则,并评估各级业务成果和收益,以及确定各类业务方案的投资回报。同时,运用信息技术能够促使数据获取、加工和信息转换的过程更加快捷,获得高价值的信息用于辅助决策。可见,美军希望持续运用管理艺术与信息技术能力,更好地协调项目、人员和预算,力争显着提高业务完成能力。

桑卡兰强调,即使中国的反卫星行动取得成功,由于未遭攻击卫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且存在其他的可替代系统,故而中国采取的攻击美国卫星的行动所能达到的效果将非常有限。

二是竞争对手的模糊性。美国战略研究界普遍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最容易与中国的核心利益相冲突,然而中美双方又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美国需要一套为保护其东亚利益与中国开展激烈竞争同时又要与之进行全球合作的艰难平衡策略。另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军事战略的重点是中国,这又是毫无悬念的,这个重点中包括了一系列悬忧的问题。例如,如何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安全框架;如何威慑中国对邻国使用武力;如何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在必要时支持同盟伙伴国。他们还认为,尽管中国不大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与美国竞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强大的A2/AD能力会让今后美国军队更难介入亚洲矛盾和冲突。

[责任编辑:蒋佩华]

一方面,由于军用卫星通常以星座方式运行,即便个别卫星失效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另一方面,一些陆地或空中武器平台可以代替卫星的部分功能。

三是竞争策略的复杂性。鉴于世界各地存在着诸多潜在的安全挑战,美国独立国防小组在对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评论中认为:“必须能够拒止一个以上的潜在对手趁乱而来的进犯”。即: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和结构应该要能在一个战区内威慑并击败大规模进犯,最好是与区域盟国和友邦协同运作,同时在其它多个战区内决定性地威慑或挫败趁乱而来的进犯,不让对手达到目的或是给它们施加无法承担的代价,同时还要保卫美国国土和坚持履行诸如主动的全球反恐行动等其它使命。另外,中国与俄罗斯在精确制导技术、空中作战、水下作战等方面的长足进步,也使得美国第二次“抵消战略”所带来的长期红利逐渐消失。基于以上这些复杂因素,美国国防部认为需要一个新的抵消战略,守住美国长期的优势,来维持有效的、持久的前沿部署,并快速投送力量,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不断扩大的A2/AD能力所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多个重要领域同中国、俄罗斯合作,以及在其他领域与这些强国开展非武力竞争;况且,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将如何运用这些所谓的A2/AD能力呢? 美国并不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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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攻击GPS导航定位卫星为例。GPS卫星星座由30颗卫星组网,要想有效削弱某一地区的GPS信号,至少要摧毁6颗GPS卫星。而就算这6颗卫星失灵,讯号减弱的过程也会持续95分钟,并且“在GPS失灵的这95分钟内,美军军舰和战机仍可以通过内置导航系统来完成该地区任务。”

四是竞争手段的多样性。对于美国国防策划者来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确定哪些军事投入可以获得巨大的回报,哪些领域中因短板的存在而需要用其他方法来进行弥补。如果美国可以发展一种让潜在对手难以应付的新军事能力,即可以抵消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话,那对美国而言倒是简单化了,但事态发展也许难如其愿。

而在易遭攻击的低轨道的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失去作用后,美军众多的空基平台,如U-2高空侦察机、E-8C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RC-135电子侦察机、EP-3E“白羊座Ⅱ”电子侦察机、E-3/E-2C预警机以及各种型号的无人机等,亦可行使作战区域内的情报侦察监视职能。在假想的台海冲突期间,所有这些空基平台均能在解放军内陆防空火力范围外遂行情报搜集任务。从某种程度上讲,战场指挥官甚至更倚重于这些空基平台获取的实时情报信息。

新抵消战略的内涵与举措

因此,桑卡兰认为,中国对美国卫星实施打击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将十分微小,“通过打掉几颗卫星就能使美军瘫痪的设想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次抵消战略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源于201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称,为重新占领新的军事制高点,战胜各个已存在的和潜在的对手,美国应实施历史上的第三次抵消战略。沃克在演讲中还强调,为了在军事转型过程中继续保持军事技术优势,除新技术之外,还需要有创新性思维,更新作战概念与组织方式,构建长远战略。

美国空军少校斯科特·A·韦斯顿还认为,“就主要核大国而言,任何直接的冲突都将把目标设在不得危及国家生存这条顶线以下,从而避免核交战的风险。”反卫星攻击也不例外。

为配合国防部的计划,沃克曾担任过总裁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于2014年10月21日对外宣布正式启动一项新的称为“超越抵消:美国如何保持其军事优势?”重大专家讨论项目。该项目将研究美军如何通过保持其技术优势以弥补国防预算大幅消减的事实,为美国调整国防战略和评估投资重点出谋划策。2014年10月27日,沃克曾工作过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了由马丁内奇主笔的《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详细阐述了新抵消战略的内涵与具体措施。至此,美国国防部倡导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即新抵消战略,正式登台亮相。

鉴于此,桑卡兰认为,“对通讯卫星的破坏会影响冲突升级的管控。”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中,为了防止冲突升级,中国或许更希望看到美国国家指挥中心与前线美军指挥官保持顺畅的通信联络,故而不会冒险攻击军事通信卫星、而出现得不到指令的前线指挥官鲁莽行事的可怕局面。

对于美国来说抵消战略仍然是最合适的方法吗? 新的单一的抵消战略还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技术优势而获取或维持军事优势吗?这些方法需要分离吗? 目前国防采办的做法支持新的技术战略吗?为此,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和超越抵消项目负责人本·菲茨杰拉德在2014年10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告诫美国国防部切不可死板地遵循以前的方法。同时,菲茨杰拉德还警告说:“今天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需要在其分析过程中保持谨慎和精确,以避免过分依赖过去的技术或者盲目寄希望于未来技术。一个平衡的方法将会先确定各种技术。这会增加战略选择的范围,并且降低风险,但广泛的技术似乎不太可能适用于一个单一战略,进而令人质疑抵消战略和技术优势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应该试图制定一个单一的技术解决方案,不应该回归冷战时期的思维,或者只专注于与中国的竞争。”

风险太大,紧张局势极易失控

但不管如何,在由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阿尔提·普拉巴卡尔女士等组成的战略管理团队领导下,新抵消战略还是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就目前而言,以2014年11月15日发布的“国防创新计划”为纲,新抵消战略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对卫星攻击的负面影响却是十分严重的。

一是制定《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寻求建立清晰的技术战略,因为只有厘清哪些技术主要相关,才有可能明确和引领未来战争发展方向并研制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兵器和新战法。2014年10月29日,肯德尔签署文件授命负责系统工程的助理部长帮办史蒂夫·韦尔比具体领导这一计划,并计划在2015年年中完成其“技术战略”。该计划的目的就是通过识别出可确保美军在2030年以远军事优势的技术清单,以实现美军历史上的第三次“抵消”。参照20 世纪70 年代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新的计划将分为以下五个重点领域:航天技术、水下技术、制空权和空袭技术、防空与导弹防御技术、其它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目前,相对应地有5个工作组正在联合起草其研究与发展计划报告,寻求使用新的架构、概念和技术。其中,聚焦于新兴军用和商用技术的小组将“挖掘技术空白并设想各项技术可以提供的未来能力。”起草中的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报告将对这些概念和技术给出优先级排列,以便从201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开始塑造美国国防部的研发计划投资。

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攻击卫星会产生大量的太空碎片,致使许多珍贵的轨道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内无法使用,从而对地球轨道造成污染,并不加区分地响盟友、中立国家的太空活动,势必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因此,对任何卫星的攻击,都不能不考虑可能造成的附带损伤。

新战略作为一种“技术战略”,应该说较前两次抵消战略更具复杂性,需要考虑的技术更多,究竟哪些技术才能应对未来混合型威胁? 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应该超越美国国防部“长期研究与发展计划”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美国国防部制定全新战略解决方案的一个机会,以便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商业创新成果和军事技术应用能力不断增长的诸多挑战,从而获得一种更加现实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战略手段,以保持美国长久的技术优势。

攻击美国的卫星,不管是摧毁还是破坏,都是极其冒险的举动,会使非常紧张的形势进一步升级,会导致如《国家太空政策》所声称的“彻底打败对手,并剥夺对手使用太空的能力”的报复,甚至诱发核战争。

二是完善“更佳购买力3.0”计划,建立高效灵活的采办体制。为降低成本,优化采办结构与程序,2010年,时任美国国防部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副部长的卡特认为,持续的改进是提高国防采办效能的最佳方法,于是提出了“ 更佳购买力”计划,即“更佳购买力1.0”,旨在使国防部的采办项目更为划算。随着计划的实施,积累了经验,收集并分析数据,情形的改变促使计划的重心发生变化,继任的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部长肯德尔在2012 年更新了该计划,启动了“更佳购买力2.0” 计划。从BBP 1.0 到BBP2.0,反映了采办改革的重心从特定的“最佳实践”到帮助采办人员进行理性思考并做出更好决策的转变。BBP2.0 强调专业性和可以帮助采办人员做出完善决策的工具。作为新抵消战略的“配套工程”,2014年9月19日,肯德尔签发了《更佳购买力3.0 白皮书》,以延续持续改进的方法,将采办持续改革的重心转移到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获得确保美国军队拥有应对未来国家安全需求的主导能力。正如前两个版本分别将成本意识和专业性作为其要素,此第三个版本即BBP 3.0则将文化改变作为其要素。为此,肯德尔认为需要具体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人员和培训、工具和过程、加强领导。

这种负面影响还不仅仅限于交战双方。如桑卡兰所言,“美军的主要军事行动都会涉及其同盟合作伙伴、中立国和非政府部门所使用的卫星,中国会对中立国租借给美国的卫星发起攻击吗”,“在与美冲突期间,若中国对第三方国家卫星实施打击,那么英、澳、加、日、韩、法、德等国将会转而支持美国——届时将对中国造成不利”。

三是深化军民融合,推行工业界改革策应新抵消战略。为响应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回答美国参、众两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关于如何改进国防采办系统的问题,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对采办过程进行了近8个月的研究,并于2014年11月14日提交了题为《转型路径——国防工业协会采办改革建议》的报告。在报告撰写过程中,国防工业协会( 有将近1,600个企业会员和90,000名个人会员)组成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先期研究,召开大型会议征求协会成员对初步报告的意见,参考了美国国防部和国会有关人士的想法意见和建议。该报告认为,对采办过程意义深远的改进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因为对成本上涨和进度拖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该报告列举了美国防采办中存在的12个问题,并将其改进建议分为三个主要方面:职权和责任、需求与资源匹配,以及基于证据的决策。针对每个方面涉及的多个问题,都逐一给出了问题描述、根源分析、解决方案建议和立法建议。

两种应对:避险胜于武器化

四是推动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美军认为,人才危机正在从根本上威胁美国在全球安全和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如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方面,美军认为将在2030-2040年间服役的士兵目前还是小学生,为培养应对未来冲突风险的下一代,应采用创新路径替代目前的培养方式。加强基础研究和改革教育体制,实施并进一步深化《21 世纪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扩大国防部的《国防教育计划》,才是唯一的出路。

桑卡兰指出,关于“中国正积极进行反卫星攻击的筹划和部署”的判断主要受中国国内关于该问题的大量出版物的影响。但细研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概念性的描述,缺少实证分析和具体操作细节,显然是对美军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再利用。

五是重振兵棋推演系统,改进战略分析工具。美军的兵棋推演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断发展,尤其90年代及进入21世纪以来运用信息技术、建模技术、数据技术和架构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传统兵棋的效率,扩大了兵棋可能探索问题的范围,强化了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关联,并在行动意义上加速融入指挥控制网,如今已经成为战略探索、政策分析和教育训练的重要乃至首选工具。可以说,美军没有哪个重大的战略构想、评估能离开兵棋的运用。

更何况,即使是在美苏剑拔弩张的冷战时期,世界上也未发生一起卫星遭蓄意攻击而被毁的事件。因此,中国反卫星攻击并非迫在眉睫的威胁,所谓的“太空珍珠港事件”纯属危言耸听

六是明确战略需求,确立国防战略核心框架。为了降低作战风险,改善日益累积的战略风险,巩固常规威慑并降低美国的长期成本,美国国防部认为,其未来长期国防战略应聚焦于以下三点:利用美国传统优势,在必要的地点和时间保持持续的前沿存在和力量投送,包括针对具备强大A2/AD网络的对手,同时要减少对日益容易遭受攻击的前沿陆上与海上基地的依赖。美国常规威慑力的提升需要改变传统的“简单粗暴”式的威慑战略,美国应该加强使对手知难而退的能力,即“拒止性”威慑;以及通过威胁对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开展非对称报复性打击,增加对手发动战争的预期代价,即“惩罚性”威慑;“拒止性”威慑将强调前沿存在和全球反应能力,前沿存在不需要也不应该由驻扎在对手附近的部队来提供,而应该由能够快速重新部署并长时间运作的海面平台和远程空军来提供;“惩罚性”威慑要求有能力和意愿来发现并摧毁高价值目标。全面利用美国同盟和安全关系的优势,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重塑“美-日-澳”军事同盟,突出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近来澳大利亚的“未来潜艇项目”与美澳间就增加联合C4ISR系统能力的合作,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退一步讲,面对“从产生碎片云场到锁定目标袭击”的反卫星威胁,美国空军上尉亚当·E·弗雷认为,美国只有两种军事选择方案:一种是太空武器化;另一种是避险。

七是积极创新,孕育新的作战概念。如何利用与平衡现有战略资源,探索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以创新的方式应对威胁,实现战略效能最大化,是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最要措施之一。美国战略研究界、防务智库以及一些退役的将军们也正在开动脑筋,为新抵消战略探索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上述新美国安全中心新近开办的那个重大讨论项目即是为这些专家提供一个辩论平台。

所谓太空武器化,是指将武器系统永久性地部署在太空中预防攻击;所谓避险,是把重点放在减少薄弱环节上,一旦其他国家发动太空战争,攻击美国的卫星,则将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尽管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但众多美国专家、学者似乎更主张避险而不是走向太空武器化。

为新抵消战略探讨新概念和新战法

在太空部署武器,看上去可以通过主动防御或威慑来降低太空资产的脆弱性,但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太空军备竞赛。很显然,天基武器或者陆基动能武器对在轨卫星实施大规模攻击的后果,必定是太空碎片成几何级数增加,太空环境中利用价值极高的领域将蒙受灾难性的长期污染。

从上述的《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中我们不难看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所提出的“全球监视和打击概念”,几乎是与该中心先前所炮制的“海基能力”概念及“空海一体战”概念交织上升的产物,是将其战略思想和涉及区域向全球进一步扩大延伸的体现。

因此,美国获取更多太空使用权的途径,不在于推行太空军事化,而在于减少对太空资产的军事依赖,并“带领国际社会一起制定指导太空活动的行为规范或更有效的国际法律”,以及创造条件维护太空净土。毕竟“保持太空净土,当能为美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国家安全带来好处。”

最近美国防务研究界也很不平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前特别助理布赖恩·克拉克认为,海军多年享有的制海作战能力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他建议海军水面舰队缩短防守作战半径、扩大进攻作战距离以稳固制海战力,从而提出突出海军进攻能力的“以攻为守制海新概念”。担任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研究所所长的退役中将大卫·德普图拉也在到处介绍可实现跨域协同、有人与无人系统之间协同的“作战云”概念。应该说,这都符合前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防创新计划中所指出的“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的创新精神。

[责任编辑:蒋佩华]

身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的克拉克在2014年11月17日发表的题为《在海洋战斗:重振美国海军水面作战计划》的报告中,为美国海军未来的作战提出了新的概念。在水下作战方面,克拉克则认为,美军将需要开发用于新一轮水下战的新方法,努力使用和利用新技术,同时发展管理和整合新的和现有系统的新的作战概念。水下战的新战法尤其应该考虑:隐身性、新型远程传感器、颠覆性技术、水下基础设施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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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空海一体战”到“联合作战介入”,还是从“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再平衡”,这都是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军经过十年的战略迷茫以及十年的全球反恐之后,五角大楼在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是美国对国防战略与军事战略追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不对称性思维的最终体现。美国国防部新抵消战略应运而生,作为美军之前份量最重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也顺势华丽转身成为努力消弭军种分歧和外界误解的“联合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概念。转身之后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概念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功效,还需时间来检验。

对新抵消战略的思考

笔者认为,美国国防部提出新抵消战略,是为了提升并扩大冷战结束后逐步形成的一些战略共识——如推进新军事革命、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以及大国竞争等问题,用战略和政策的力量来动员美国内各种力量,进而达成持续的军事垄断之战略目标。对于新抵消战略,中国战略研究界反应不一,有人提出,要警惕美国像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经济那样,用抵消战略来拖垮中国。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新抵消战略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进行战略欺骗而提出来的,尽管在一些内容上不乏诱导的成份,但这本来就是竞争战略所具备的内容——追赶必付代价。对于苏联的解体,因素是方方面面的,有美国对苏联长期战略竞争的效果,也有苏联内在的一些无法克服的政治弊病,“星球大战计划”不应为此担责。

当前,虽然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之中,抵消战略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面临目前复杂而多变的战略环境,美国战略界也有意见认为,新抵消战略未必是最有效方法。虽然军事革命带来的“力量倍增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取得战术性成功,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的猖獗、欧洲和美国本土依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也足以证明使用这些动能力量并不足以击败他们。也就是说,如果未来美国的战略需要应对更多威胁,新抵消战略如何在实现军事目标所需技术优势和经济成本之间寻求平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或许,美国国防部所倡导的新抵消战略还有更大的企图,即超越抵消,超越军事战略,维持美国长久的经济繁荣作为其最终的战略需求。

针对苏联军事力量数量优势的挑战而实施的前两次“抵消战略”,虽然在冷战时期不乏成功之处,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提出也正是借用了前两次的经验,但目前的战略环境与当日已大不一样,为应对当下挑战而实施的新抵消战略同样也面临着自身的挑战。首先,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是威胁明确的两极世界,而目前及未来所处的是威胁不再明确的多极世界。其次,抵消战略不是单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不是纯粹的国防战略,更不是计划性强的国家军事战略,而仅仅是国防战略层面的政策性指南,或者说是一个国防战略框架,这本身就不是国防部凭一己之力所能及的,需要国会的支持、各军种的配合、工业界的合作,甚至对外政策的协作。如何进行跨部门协同以及如何把技术置于政治环境之中,对新抵消战略本身就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最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已使各国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相互依存,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对潜在威胁国家的高新技术壁垒与有效的国际合作,也是实施抵消战略最为现实的挑战。

新抵消战略是最好方法吗,美国能维持其军事技术优势吗,美国还能创新吗,美国未来还能“自由”地使用武力吗,如何面对美国价值观的影响日渐式微这一事实? 这些都是美国战略研究界在思考的问题。马歇尔的竞争战略思维的另一要点是,寻求通过各种方式给对手施加远远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成本,以此拖垮“奋起直追”的对手,比如苏联。但中国不是苏联。

站在中国的立场,如何应对这一貌似激烈的战略竞争局面,如何实施反抵消? 笔者认为,应该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保持战略定力,由外向内,充分厘清新抵消战略的本质,正确的认知方能确保正确的措施。二是改善战略环境,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执政环境与中国国内的民生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正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是把握住了国家问题的一个症结。三是完善战略管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历史的传承决定着国家战略的走向,不是说想改造就能改造得了的,但如何保证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正确落实并最终得以实现,则是延续数届政府的一个长期动态管理过程,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较为科学和理性的战略管理体制,在这点上,中国亟待加强。

奥马巴当局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称:“诉诸武力不是唯一的手段。”此论对美中两国都适用,善战方能不战,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依然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责任编辑:蒋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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