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军政军令合一,背振山雷达站

一、前言一个国家“战略行为体”的运转犹如一个旋转的陀螺体,其轴线就是国家安全战略,轴线直则运转稳;陀螺支撑体则由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各层级战略构成,其紧密度决定了这个陀螺体的结构松散程度;着力点则由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组成,显而易见,两者的统一度决定了这个陀螺体运转过程中的阻力大小,同时也构成了各层级战略文化背景;而陀螺旋转的驱动力则是本文要重点探索的美军战略管理与规划能力。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战略举世瞩目,其战略思想是以美国国民特性与国家利益为基础,通过以国防部为主导的全球公共区域、以中央情报局为主导的文化传播通道、以国务院为主导的外交渠道等国家安全战略意图输出途径,来输出其价值观。美国的战略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涉及到国家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国防、外交、经济、信息、社会等不同领域方面的内容。确保这些领域的安全涉及到军队、执法机构、外交部门和各个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国防战略涉及的是国家防卫能力建设,由国防部统筹各种资源进行军队建设,并具体负责国防战略的制订,这充分体现了美军文人治军的理念,旨在使军队领导人专心于军事战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国防战略往往仅指明总体行动方向,需要军事战略来进行具体操作,军事战略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制定,重点是军队能力建设和设计联合作战方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自二战后历经几十年的演化过程才形成了今天的发展思路与架构模式,对于美国安全战略的演化过程不再赘述,本文重点探讨其战略管理及规划理论和框架问题[1]。二、美军战略管理与规划的“5P”模型美军的战略管理实际上体现的是企业管理的思想,即将国防部想定为一个超大型企业,其战略管理过程也符合明茨伯格的“5P ”模型[2]:战略首先要进行规划,以实现一定的目的,而要在竞争环境中实现某种目的,必须要采取一定的谋略,规划是普适的,而谋略则是具体的。战略又是一种模式,是过去成功经验的凝练;定位则是组织在竞争环境中的地位,以及通过何种产品来实现战略;战略又是某种观点,即通过组织文化和献计献策的集体行为来影响战略层面的决策。以上的“5P”模型适合于各种企业,而美国国防部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企业,并处于近乎垄断的地位,其定位非常明确——确保其全球主导地位。结合自二战以来成功的经验,美国国防部已经逐步完善了战略的发展模式。就美军战略而言,观点是自底向上的意见搜集行为,将其反馈给决策者,美军要求作战指挥官由下而上,评估国防部长办公厅规划和预算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向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提供有关国防部和军种规划能否满足作战需求的意见[3]。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制定新的规划来完成其军事战略。美军的战略管理可粗分为两种,一种是四年制的,以四年防务评估为核心,对过去四年中的美军建设进行评审,找到合适的模式,对未来世界安全环境作评估,确立地区性定位,进而开发对应性武器装备或战法。如针对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针对北美地区的防空安全合作、针对非洲地区的安全合作与教育活动、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空海一体战。这种四年的战略管理是中期的,主要是为了契合政治需要,即每四年一次的政府更替。另一种战略管理是短期的,即年度管理,通过制定年度战略规划,结合国防预算,实现部队的渐进式发展。这部分战略管理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指导下是采用计划方式来实现的。在实施过程中必须要对战略目标进行优先级安排,如最新的FY2012-2013 战略管理规划就提到国防部平衡资源与风险来实现五个按优先级排列的战略目标[4]:一是在今天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二是防止与遏制冲突;三是准备击败对手并在大范围突发事件中取胜;四是保留并增强全志愿部队;五是改革国防企业的业务和支援职能。事实上,美国国防部还有个较早的内部文本的2012财年战略目标[5]:一是在今天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二是保留并增强部队;三是防止与遏制冲突;四是为大范围突发事件做准备;五是在整个国防部内培养节约型文化。从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不同的优先级决定了不同的战略行为,而且从内部版本走向公开也是美军战略传播的一个发展思路。美军各级战略——行动的层级关系如图1所示。图片 1图1:美军各级战略——行动的层级关系示意图三、国家战略指导系统框架分析在具体实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时,其国家战略框架是由通过国防管理系统来实现,而不是两层军事战略指导下的单纯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具体参见图2[6]:图片 2图2 国家战略指导系统框架在图2中,首先指明了总统和国防部长的角色,从宏观上建立战略体系、理顺指挥体系,对军队进行指挥和政策指导。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具体负责国家军事战略制订和联合战略规划系统(Joint Strategic Planning System,简写为JSPS)的建立,其核心是机密级别的联合战略能力规划(Joint Strategic Capabilities Plan)。具体的战役实施仍然是联合战区司令官的责任,战区战略是美国特有的战略,在许多国家看来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方针政策,在美国看来则是地区性战略,这也是美国世界霸权的体现。美国的战区战略要由战役计划来具体操作,即所谓的作战计划,如针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5027”和“5029”计划。在图2中,联合战略规划系统和自适应规划与执行(Adaptive Planning and Execution,简写为APEX)在统一指导下,共同完成计划的实施,这就是战略和战役层的互动,自适应规划与执行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CJCSM 3122系列手册所中规定,用于取代老版本的联合作战计划与执行系统,该作战计划系统更为灵活,有多种选项,可快速分析和评估。可便利升级,适合于跨机构信息互通及合作,适应性较强[7]。这也是其名称的含义所在,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1、顶层指导文件国家战略指导系统框架顶层包括6个文件,除大家熟知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外,还有统一指挥计划、军队发展指南,所有这些文件,构成了战略指导系统的顶层。 统一指挥计划(Unified Command Plan,UCP),这个计划就是对美军的作战司令部的职责范围做出规定和说明,事实上,至少还有两个文件有类似的说明,一个是《美国武装部队准则》(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还有一个是《部队统一指挥备忘录》(the Forces for Unified Commands memorandum),不过UCP是最权威的文件,被设定为内参级。除了传统的六大地区司令部外,美军还注重四个职能司令部的作用,例如,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前,USSOCOM的首要任务是在行动中进行作战指挥支援,包括组织、训练和装备特种部队,进而将它们投入作战,支持在全球作战的指挥官以及美国的驻外大使和这些国家的特战部队。美国总统随后在2004年的“统一指挥计划”中扩大了USSOCOM的职权范围。该计划将与国防部同步制定计划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威胁,同时直接指导全球反恐作战的责任分配给了特战司令部。USSOCOM为了支持反对恐怖主义的全球战役,对国防部的所有计划进行了分析、协调并优化,在满足全球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到军力和资源的分配,然后形成给联合参谋部的建议[8]。 军队使用指南(Guidance for Employment of the Force,缩写为GEF),是战略到战役层面的链接指导,作为保密性文件,军队应用指南包括:安全合作、详尽计划的制定、全球态势、全球军力管理、核武器使用计划的制定。GEF由国防部长制订,与参联主席的JSPS是并行和互补关系。 军队发展指南(Guidanc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Force,缩写为 GDF),是军队的长期发展计划,2008年首次发布,取代了过去的战略计划指南(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 )、转型计划指南(Transformation Planning Guidance)、态势指南、科技战略指南(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ategic Guidance),以及若干零碎的计划指南,是在联合战略视角下的军队发展方针。GEF就是军队使用,而GDF就是军队建设,也就是我们前述的战略规划的两个要点。2、实施层——美军联合战略规划系统在国家战略指导系统架构下,联合战略规划系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实施的主要战略规划系统,这个系统是美军军事战略规划的实施层核心[9]。根据美国法典的相关规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作为军事顾问,为总统、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建言。作为咨询专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需要整理产生相应的战略规划文件,这些文件均由联合战略规划系统产生,主要包括5个重要文件[10]:l国家军事战略(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简写为NMS)。l联合规划文件(Joint Planning Document ,简写为JPD),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使用联合规划文件为国防部长提供计划优先顺序、需求和推荐意见,国防部长根据其意见,制订国防规划指导,然后启动“规划——计划——预算——执行”系统。l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计划建议(Chairman’s Program Recommendation ,该文件以联合战备、训练和能力的持续性改善为重点。其目的是为联合规划文件提供调整方案,修改或扩充联合规划文件的指导性。l联合战略能力计划(Joint Strategic Capabilities Plan,简写为JSCP),根据国家军事战略指导战区作战司令官完成战略规划,战区司令官将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相关的国家安全目标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体现在作战计划中,联合战略能力计划提供详细的计划指导以及军队调遣来完成概念性的军力计划,例如,“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将动用10个旅参战”[11],就是这样的想定式的计划。联合战略能力计划是联合战略规划系统和自适应规划与执行系统的纽带,也是美军军力规划的核心。该计划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令CJCSI 3110.01 《联合战略能力计划》所规定,是由参联会下属的战略与政策局负责完成。l参联会主席计划评估(Chairman’s Program Assessment ,简写为CPA),是用来鉴别PPBE系统对规划优先权的支持程度。用来提供规划目标备忘录,以此影响完成国家安全目标所需支持的先后顺利。该工作是由参联会下属兵力结构、资源和评估局负责进行。由此可见,联合战略规划系统是以两条线进行的,一条是军事战备和军事计划,以战略与政策局为主,内嵌军队使用规划,外接到自适应规划与执行系统;另一条则是国防项目管理,即PPBE系统,为军事行动提供技术和资源支持,内嵌军队建设规划,外接到国防部相关项目管理系统,在规划方面,以兵力结构、资源和评估局为主。军队使用和建设的结合点就是联合战略能力计划。以上仅对JSPS进行简要介绍,具体内部结构因为属于美军保密核心框架,只能做理论层面的研究。四、美国国防战略规划流程国防战略规划的重点是:军队建设与军队使用。“建设”的目的是增强战斗力,“使用”就是部队的部署与行动,旨在消除外在的风险。不仅军队使用有风险,军队建设也有其内在风险,为了消除内在风险、提高效率,美军在建设方面成功实施了“规划—计划—预算—执行”的管理方法,其本质就是有效利用资源的一种方法。“规划—计划—预算—执行”方法是1961年麦克纳马拉任美国国防部长时,由黑弛引进并发展成为计划预算制度,其功能在于协助达成目标,设计最具成本效益的计划,因此,也是系统分析方法在军事上应用的源流,它始终与军事战略规划相结合。发展至今,已广泛应用,成为国防资源分配的工具,参见图3。图片 3图3:“规划—计划—预算—执行”系统流程示意图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相关文件[12]“规划—计划—预算—执行”系统的最终目的是——在有限的财力下,为作战司令官提供军力、装备和支援的最佳组合,在预计可能遭受的威胁的基础上制订相关战略,最终产生规划、计划并提出国防部的预算方案[13]。,美军在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后,重点提出了基于能力的建设问题,即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来应对挑战。军队的能力也即战斗力,是通过对潜在对手的评估和对自身的评估来进行战略上的决策。1973年成立的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就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根据国防部文件DOD Directive 5111.11规定,净评估主任是国防部长的主要助手与顾问,他负责对美国现有军事实力、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的能力与潜力进行净评估,并与其他国家军队进行比对,以识别未来美国所面临的威胁与机遇[14]。作为早期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安德鲁.马歇尔在兰德公司发展出净评估方法,并于1973年出任第一任净评估主任,活跃至今,被誉为美国国防部的尤达[15],弟子包括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重量级人物[16]。由于净评估办公室需要对自身和对手有着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情报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错误的情报将导致错误的判断,这也是净评估办公室非常神秘的原因,它是美国战略情报分析的集大成者。军队是通过资金支持来实现发展的,也即通过PPBE的整个过程来实现之,PPBE实际上不过是“战略规划+财务管理”的模式而已,良好的PPBE系统难点并不在财务管理上,毕竟财务管理是非常成熟的现代管理方法。难在战略规划上,战略规划的优劣决定军队建设的好与差。在逻辑上,PPBE是在战略指导下进行的,它们的关系如何,美军也做了一番研究,图4为PPBE在规划阶段和各层级战略的关系:图片 4图4: PPBES规划阶段战略流程图[17]图4 较好地说明了如何将战略与规划相连接,以完成基于战略视角的军队建设,即在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制定国防战略,通过四年防务评估来对国家军事战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或整改后的国家军事战略分两条路实施,一是军队发展指导,实际上就是各军种自身的发展规划,这种规划分为长期和短期计划,通过价值衡量转化为相关建设预算。短期计划如军事训练、人员工资等,可事先进行预算规划,变动不大,而且也易于评估。长期计划则需经过审核通过后变成项目,通过划分时间阶段来实施,如大家所熟知的美国陆军的数字化项目、未来战斗系统项目,都是如此操作的。前者开始预算很少,分项目也少,通过不断追加,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美陆军作战信息系统;而后者则开始预算很多,分项目也很多,但最终除少数子项目外不得不叫停,毕竟,经过分析发现其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18]。《参联计划建议》是美军自身建设中富有特色的一个文件,重点是军种联合,因为各军种有自己的发展计划和指导,但需要联合,1986年国防部改组法的出台,就是各军种自行其是、造成拯救伊朗人质失败等诸多问题的解决之道。“联合”不是仅停留于口头,而是需要实际的行动和协作,需要有指导和规范。《参联计划建议》是联合规划指导的上层指导性纲要,主要是为了对战区联合行动提出主要指导方针。各战区依据此指导来进行联合演练和制定相关行动方案。五、结论最新出版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美国价值观调查报告2012》指出,“美国仍然是一个高度宗教化的国家”。自美国建国至今,基督教思想仍然是直接影响其对外政策思维及战略思想的潜在的、决定性因素。也正如美军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创始人,前美国空军军法署署长米凯·温期坦所说[19]:“这种狂热的支配主义基督教已经像海啸一样横扫五角大楼所有的737个美国军事机构……”。因此,“保护并输出美国式价值观”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必然的,加强“保护并输出美国式价值观”的能力建设则是美军战略规划最显着的本质特性。综上所述,美军的战略管理可概括为:以美国特有的战略文化为背景,对美军内部资源和外部风险进行评估[20],通过平衡资源与风险,谋求国家与军队发展效益的最大化,进而在全球安全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为“美国的普世价值”保驾护航。从美军战略层级的分析来看,其国防和军事战略必须有预先的计划,结合资源管理、引领部队建设之路,从而保障战役和行动的胜利。就此而言,美军的战略体系是一个庞大且细致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的建设历经了几十年,绝不仅仅是战略层面的空谈。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军的这种战略规划框架仍然有其不足之处。一是美军战略规划与实施面临军种利益与军种文化的挑战从内部看,美军军队建设模式是建立在联合的基础上,但在真正实施时仍免不了受各军种利益以及军种文化的影响。例如,“空海一体战”概念提出后,很多人更关心陆军在其中的作用,而陆军智囊人员也对此进行了评述,利文沃斯指参学院高级军事研究学校的创始人,陆军退役准将德切格在《陆军》杂志2011年5月号的文章中[21],将现在的“空海一体战”与1990年代盛行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相比较后,认为这两种理论均充满了理想主义论调。事实上,“快速决定性作战”是军事技术部门的偏爱而被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反感的概念,虽然在科索沃、阿富汗甚至伊拉克战争得到了部分证实,但最终陷入泥潭的仍然是地面部队。德切格认为,没有强力地面部队的作战只是某种惩罚,而不能取得全胜。况且这些理想性的构想从来没有实践,也没有在学校中得到教育和认同。在《陆军》杂志2011年11月号的文章中[22],德切格认为“空海一体战”的开支是巨大的,将使美国像当年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一样,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他引述了辛里奇在《外交家》杂志的文章,“空海一体战”的竞争最终可能导致核武器的竞争与发展。德切格认为,视中国为合作伙伴将其拉入国际安全协定,即使困难重重也比军事竞赛强。又如,作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战场空间核心支撑的“海基能力”概念,由海军陆战队提出至今已近20年,也正是由于军种利益与军种文化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统一认识,国防部对成立“海基能力协调办公室”的建议避而不谈。由此可见,在战略层面上,军种矛盾和文化上的差异是难以避免的。二是美军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样制约着其整体效能的发挥美国国防部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也造成了战略层级的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从尉官到将官,从文官到武官,从部长到普通职员,涉及人员众多,部门众多,而且由于保密原因,层层设定情报和文件的获取权限,因审核而造成战略计划的滞后效应。而各个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出笼相关的战略文件,造成战略文件的泛滥,反而降低了效率,迫使国防部出台项目优先权,试图在文件海洋中找到正确的方向。2008年出台的《军队发展指南》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军不得不整合越来越多的战略计划,调和矛盾并消除部门之间的摩擦。在效率方面,由于PPBE需要国会的审核,国会内部两党之争也会拖拽国防项目的后腿,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三是多元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冲击将对美国“战略行为体”的轴线产生巨大的影响随西裔人口大量涌入,美国的国民特性正遭受着巨大的冲击,同时国内信仰状况呈下降趋势,作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未来能否保持主流地位,将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美国制造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冲击、外太空的脆弱性与网络空间的无界性能否保障美军在全球公共区域的畅通无阻……等等诸多的不稳定或不确定性,都将对美国“战略行为体”的运转产生直接的影响。如何抵消这些负面影响,平衡战略风险,将是考验美军高层的一堆隐性难题。

日本《军事研究》2014年11月号刊登日本军事专家文谷数重题为《攻击长江铁路桥将中国南北分割》的文章。文章指出,为在战争爆发后终止战争,“美国应通过炸毁连接中国南北物流的长江上的铁路桥,使中国战时经济崩溃,从而瓦解中国的持续作战意志”。

日本航空自卫队背振山雷达站(简称背振山雷达站,东经130°22′38″、北纬33°25′32″),日本称之为航空自卫队脊振山分屯基地或者航空自卫队第43警戒群(隶属于西部航空方面队西部航空警戒管制团,警戒群司令兼分屯基地司令),位于佐贺县神埼市北部背振山顶部,最高点海拔高度1000-1055米。

摘要:“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充分暴露了韩国军队结构性矛盾和战斗力的局限性。为此,韩国政府当局对国家安保态势进行了全面评估,并于2011年5月提出了旨在改编上层指挥结构、加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确保积极遏制能力的国防改革方向。但是,这一改革方案一出台即遭到了军队内外的强烈抵制。在经过一年的内部争论、协商、妥协之后,新一轮的改革措施于2012年8月29日再次抛出,韩军此次大张旗鼓的国防改革能否成功,我们拭目以待。关键词:国防改革军政军令上层指挥结构联合作战作者单位: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前言自古以来,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军队,均在战争中遭到惨败,而正确面对未来的国防改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第一步,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韩军认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更加复杂的多元化威胁不断扩散,战争方式也发展为信息战和常规战、正规战和非正规战、军事作战和政治心理战等多种样式共存的混合战争。因此,韩军的合同作战、协同作战及联合作战能力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韩军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不断变化的周边安全环境,相继制定了“8·18计划”和2005年发布的“国防改革2020”等,以期推动联合作战向着更新更高的阶段加速发展。但是,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暴露出了韩军指挥体系长期积累的效率低下、缺陷严重及各军兵种利已主义等内在的局限性和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韩国国防部于2011年5月提出了旨在改编上层指挥结构和加强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能力的“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韩军希望通过改革,重新建立起新的指挥体系,以提高军事作战的迅速性、高效性及协同性。但“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一开始便遭到了军内外的强烈抵制,相关法案在国会反复讨论,直至第18届国会闭幕也未能通过审议。特别是在上层指挥结构改编案问题上,现役和预备役、陆军和海、空军等方面立场和观点严重对立。在吸取2011年一次递交了五项国防改革相关法案,因内容过多未能通过国会审议的经验教训后,韩国国防部决定在2012年8月20日仅向国会提交《国军组织法》修订案一项议案,29日,韩国防部将《国防改革基本计划》上报李明博总统,继续积极推进韩国的国防改革。韩国国防改革的动因2010年3月26日发生的“天安舰事件” 及后来的“延坪岛炮击事件”,充分暴露出韩国从国家危机管理到军事对应态势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事件”是催促韩国痛下决心进行国防改革的“触发器”。自两个事件爆发后,韩国朝野震动,韩军内部重新修订国防改革计划的呼声日益高涨。韩军经过深刻反思认为,韩国国家安保态势存在如下实质性问题:第一、朝鲜的“南侵战略”已从全面战争转为奇袭式局部挑衅活动。但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却一直围绕对应全面战争进行,因而缺乏对朝鲜奇袭式非对称攻击的有效应方法。第二、在“天安舰事件”发生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军队高层和指挥体系未能有效运作。第三、韩军因军政/军令二元化体制,使得整个指挥体系低效无序。由于指挥体系的双重性,使得现场指挥官很难下定决心快速处置突发状况。第四、在“天安舰事件”中,也充分暴露出各军兵种严重的利已主义思想,这是韩军体制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计划于2015年12月1日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后,韩美共同防卫体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韩国防卫的韩国化”。也就是说,平时的战争遏制,战时的防御,这些主要军事任务由韩军来主导。为此,韩军也需进行适合性改革,以适合未来的“韩国防卫的韩国化”。改编指挥结构,加强三军联合2011年5月25日,韩国政府对国家安保态势进行全面检查后,重新筛选了改革课题,对《国防改革2020》进行了修订与完善的基础上,制订出“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并将相关法案修订案递交了国会。“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三军联合、确保积极遏制能力、提高国防运转的效率性等方面。其中重点是上层指挥结构改编和加强三军联合。其中,上层指挥结构改编的目的在于建立起统一、高效、权威的指挥体系,解决军政/军令二元化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大幅提高作战效能,实现军政/军令一元化。韩军认为,韩军现行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各军参谋总长无作战指挥权,导致各军种作战缺乏专业性;二是“养兵”和“用兵”职能分离,导致部队编成、装备部署、训练等未能与作战直接联系起来;三是各军种本部和作战司令部的部分职能重叠、交叉,导致上层组织机构指挥效率低下;四是由于双重指挥关系,导致作战部队作战效能偏低。在改革计划中强调,为有效应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应重新改编上层指挥结构,使军队指挥体系转换为以“作战任务为中心”。基于上述考虑,“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在保持三军并立制的前提下,给参联会主席赋予了与作战指挥密切相关的人事、军需、教育等部分有限的军政职能,并对各军参谋总长赋予了军令权。这种做法的核心并非是强化参联会主席的权限,而是恢复至“8·18改革”之前的状态,向各军参谋总长重新赋予军令权。这样,韩军作战指挥体系将由“参联会主席→各军作战司令部→作战部队”调整为“参联会主席→各军参谋总长→作战部队”。通过对上层指挥结构的改编,由作战领域最具专业性的参谋总长直接负责作战现场的指挥,参联会主席则逐步转向负责战区的联合作战指挥。韩军认为,这种参联会主席和三军参谋总长的作用分担,将会提高作战效率,并起到倍增军事力量的作用。另外,各军本部军政及军令整合合并后,“用兵”和“养兵”不一致现象将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按作战的方式进行训练,按训练的方案进行作战”的基本作战概念将得以确立。韩军认为,仅靠上层指挥结构改编是无法真正体现作战力量的联合性。即,仅仅通过单纯的军制改编,来彻底改变六十年来形成的单一军兵种自我封闭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为此,韩军制定出了参联会内各军兵种力量均衡编成,三军军官交换,保障决策过程的公正性,创建联合军事大学,实现三军士官学校多元整合教育等具体方案。其具体计划:一是保证决策过程不被特定军种所控制或左右。即,继续维持参联会现行一人一票制和全员一致制;将参联会中的陆海空军军官比例调整为2:1:1;减少特定军种的职位数,增加三军通用职位数;作战部门和防卫力量改善领域的主要职位配置均衡;保证作战计划制定、任务执行、资源分配等决策过程的公正性;二是加强三军联合性教育。各军种士官学校的新学员从2012年起接受统一的联合性基础教育,从一开始就不被军种本位主义的狭隘利益观念所浸染。联合性专业教育从少校阶段开始实施,每年培养具有联合专业资格的人数将从720名增加到1950名,这些人员将优先晋职晋级;三是引进不同军、兵种间的军官交流任职制度。即,军官们可以逐步溶入到全军军官交流的大体系中,根据需要在陆军军师、海军的舰队司令部、空军的飞行团间进行交流。这种多军种、多岗位交流,可以增加三军联合性,实现科学配置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培养锻炼干部,促进军官由单一军种型向联合型转换。初步改革受阻,反对派占据上风由于“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是以来被视为禁区的“军制”问题为改革重点,致使从一开始就遭到了韩军内外的强烈反对,现役与预备役,陆军和海空军,星友会与在乡军人会之间意见严重对立, 并引发了激烈争论。最终由于意见相左,国防改革相关法案在国会搁置1年,并随着第18届国会任期结束而自动废弃。军制改编反对者认为:第一、军政和军令一元化实际上是走向统合军制,由此军权会集中于参联会主席手中,其结果会直接破坏“文民统制”原则。[1]第二、截止到目前为止,韩军共有37名历任参联会主席,这些人士中除了一人以外,其余都是陆军出身,由于的参联会主席几乎都由陆军产生,这极易导致军种权力失衡。第三、各军参谋总长在军政职能的基础上,赋予军令职能,那么极有可能两者都做不好。第四、各军参谋总长被赋予作战指挥权,那么指挥阶段将变成“参联会主席→参联会第一副主席→各军参谋总长→各军副参谋部长”,其结果使指挥结构繁琐,指挥程序冗长,难以有效处置现实情况。第五、对于韩国而言,实际上是时刻暴露在朝鲜的炮口威胁之下,在保持军队稳定的基础上,渐近式推进国防改革,才能有效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智库力挺改革,提出四大改革方向改革是要打破原有结构,建立适应于新形势下的体制机制。然而固有势力与利益的存在,会使改革困难重重,韩国也不例外。为此,韩国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对韩军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后认为,对于韩军来说,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寻求国防改革的新突破。今后,韩军方应全面认真评估国防改革课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效率性,坚决贯彻改革中发展、改革中完善、改革中创新的工作思路。在具体措施方面,韩国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优化作战指挥结构世界各国均基于其特有的政治、安全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采纳适合其国家特色的军事制度。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进步、时代环境的变化等也在不断促使军事制度的变迁。韩国同样如此。今天的韩国应充分考虑韩半岛战场环境、地缘政治学特点及历史文化传统、对朝作战经验、世界战史经验教训等因素,选择最适合韩军的军事制度,优化调整作战指挥结构。 考虑到韩半岛特有的安全环境,韩军指挥体系改编的重点应放在国防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上。对于韩国而言,面对着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军制选择的标准只能放在“提高作战能力”上。也就是说,战争爆发的情况下,一元化和二元化指挥体制中哪一种更为有效,就应该选择哪种方案。第一、世界战争史反复证明,作战指挥机关职能单一化,有利于提高指挥效率。但是韩国军队却通过军政军令二元化,使各军参谋总长只具备军政权,其结果使各军作战司令部陷入双重指挥的弊端中。从1996年的江陵渗透事件、2002年的第二次延坪海战,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作战指挥的非效率性。军事专家们称,如果江陵渗透事件由陆军参谋总长、延坪海战由海军参谋总长负责处置,那么军队的反应会更迅速,处置效果会更佳。第二、关于“养兵”和“用兵”问题,在作战指挥和作战支援密不可分的情况下,作战效率都能得以保障。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养兵”,怎么能做到“用兵”呢?“养兵”不考虑“用兵”,同样是会毫无用处的。因此,各军本部有必要综合行使军政权和军令权,充分发挥好“养兵”和“用兵”功能,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与保障平台。第三、韩半岛战场是“单一战区”,因此与美国远征军的部队结构还是应该有很大差别。可以说,任何可能威胁到美国霸权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是美国严厉的打击对象,因此,“养兵”在美本土进行,“用兵”在各个战区进行。从战区角度来讲,美军实际上采用了与统合军制类似的联合司令部。隶属于美太平洋司令部的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的单一指挥官指挥着管辖陆海空军构成军司令官的次级联合司令部。2015年,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韩军主导、美军支援的新联合防卫体制将确定。在这种背景下,韩国的参联会和驻韩美军司令部应建立起相同的指挥结构和战场指挥控制模式,这就要求韩军的指挥体系转型为和驻韩美军司令部一致的一元化指挥体制。第四、今天的韩国社会,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着。儒教的传统文化和自由民主主义在韩国的土壤里扎根,形成了韩国特有的气韵。从历史来看,韩国社会承袭了重视等级制度和统一性的儒教文化,这与基于指挥统一原则的军事组织的基本特征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过去的六十年里,尊重个体多样性的“自由民族主义”已经深深地植根于韩国,这其实为三军并立制或合同军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充分尊重军种多样性及专业性的基础上,加强三军的联合性及统一性,才是真正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融合式发展之路。总之,综合考虑世界战史的经验教训、韩半岛安全形势、单一战区的特性、对朝作战经验、新的韩美联合防卫体制、军事文化的特殊性、韩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等因素,对于韩军来讲,军政军令的一元化比二元化更为高效。2011年的“太极”演习和“乙支·自由卫士”演习期间,对指挥结构改编案的实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指挥结构改编案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仅凭两次演习的分析评估结果,很难断定指挥结构改编案是尽善尽美的。更何况还存在韩军军事指挥部间的各司其政,各行其是,韩美联合空军指挥体系间的不均衡等具体问题。距离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还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韩军应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指挥结构改编案,将国防改革的危机降低到最小,将国防改革的成本减少到最低。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听取有实战经验的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看法,认真分析与研究,稳步推进指挥体制改编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二是军种职责应清晰化、制度化合同军制的优点是三军的专业性与三军的联合性均得到发展,进而产生协同效应。专业性和联合性协调发展,需要做到纵向、横向一体化,即从纵向来讲,依据指挥统一原则,从参联会主席、各军参谋总长到作战部队,实现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从横向来讲,陆海空三军为了同一目标,分担责任、相互配合,按照任务、方向、地区和时间实施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总统和国防部长负责指导战争、设定战争目标及战略目标、集结一切力量、支援军事作战等,参联会主席负责战区及联合作战,各军种参谋总长负责陆海空作战。但是,作战指挥体系中上下左右的作用分担,仅靠作战指南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从“天安舰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即便平时严格按照危机管理指南进行了演练,但在发生突发状况时,同样会让人惊惶失措,具体情况也可能与作战指南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因此,在平时组织实施危机管理及战争演习时,应比实战还要细致入微,那样才能在“有事时”时,做到条件反射式应对。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各军参谋总长等上层指挥机构需确立起具体的责任及义务,并通过实际演练,使危机处置规范化。在这一过程中,上层指挥层不应以班长心理(squad leader mentality)过于干涉现场指挥官,而是通过垂直的作用分担,来最大限度地保障现场指挥官的作战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保障军事作战成功的第一步。三军作用的横向分担,需要各军摆脱“利已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军种、兵种在统一指挥下协调一致地行动,发挥整体威力。2009年,参联会的分析报告显示,阻碍军队一体化的因素主要有各军本位主义、对其他军种的认识不足、军队结构问题、人事制度不完善、联合教育未落实等。今后,韩军要真正实现一体化,不但需要进行体系建设,还需要发展新的军事文化,加强一体化教育,开发一体化战略、战术,保障战斗力要素间的互联互通互操作等。三是加强决策过程的一体化决策过程一体化是战争战略规划、作战计划制定及“有事时”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军兵种行动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各军在参联会的人员分配比例保持合理性。从理论上来讲,参联会中的陆海空军的编成比例为1:1:1的情况最为理想。但是,韩军的三军兵力比例为8:1:1,将领比例为5:1:1,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参联会编制三军完全平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8.18计划时,韩军曾致力于将参联会陆海空军编成比例调整至2:1:1。《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增设参联会中的三军通用职位,并为实现作战部门主要职位三军均衡化做了种种努力。事实上,最为重要的并非是参联会陆海空军编成比例调整至2:1:1,而是将能够直接影响决策过程的核心职位编成比例调整到1:1:1。只有这样,从战争战略规划/作战计划制定到作战任务执行的各个阶段,都能充分反映各军的专业性。也就是说,将决策过程均衡化、制度化,才能保障无论发生什么类型的突发状况,都能有效实施基于效果的联合作战。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作战部长到联合作战科长的联合作战指挥结构里,从未任命过海军、空军军官。今后,需科学地确立参联会联合战略、作战部门的核心职位及国防部政策决策部门人员构成,以实现三军人员均衡分配。实现指挥决策过程一体化,需要实现三军均衡编成,这就需要增加海军、空军军官数,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但是现实情况是空军和海军的人数与陆军相比少很多,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如果一方面不增加人员,另一方面却增加联合部队职位,那么会使人力资源总量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直接影响到作战部队战斗力的发挥。国防部应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批准海军、空军增加人员的需求,并通过实施海外教育、军官交流等多种方式拓宽选拔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今后,在任命参联会作战指挥部门的官员时,需从有参联会及韩美联合司令部工作经验的人员中进行挑选。特别是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后,参联会作战部门将担负起主导韩美联合作战的任务。显然,如果缺乏参联会或韩美联合司令部的任职经验,很难具备联合作战指挥员的素质要求。参联会主席也应该从有参联会及韩美联合司令部工作经验的高级将领中进行选拔,而不是拘泥于“参联会主席必须是陆军出身”的固有观念,这实际上是参联会主席选拔工作的完善和重大突破。两名参联会副主席的编配需不同于参联会主席的兵种,这样可以维持三军均衡,并提高决策过程的公平性。四是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根据《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1-2030》,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训对象从中校改为少校,人数从720人增加至1950人。至于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多多益善好,还是少而精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当然,像现在这样,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大量缺乏的情况下,加大培养力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过多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同样会造成人才浪费,这种现象一定要考虑到,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另外,如果把大部分的校级军官都培养成通才,各军兵种的专业性反而容易削弱。不可否认,今天的战场正向信息化、科学化、智能化快速发展,在这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整体对抗的情形下,很难保持各军兵种的专业性。但是,确保指挥人员的专业性是发挥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此,只在国防部、参联会、韩美联合司令部及各军与联合作战直接相关的职位上配备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其它的职位配备各军兵种专业性人才。这样就能够在加强各军兵种专业性的同时,增进三军一体化作战能力。可以说真正的专业性只有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得以实现。据悉,韩军方为了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将引进各军种军官间交流任职制度。显然,这样的制度对于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会带来非常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具体明确国防部、参联会、韩美联合司令部、各军兵种及机关的联合作战指挥岗位职责,并将最短任职期限设定为三年左右,那么联合作战指挥员的业务能力、业务素质将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调整策略,继续推进国防改革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利益各方的妥协。在经过一年的内部争论、协商、妥协之后,2012年6月20日,韩政府召开国防改革委员会会议,各部门长官、国防及安全问题专家等出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51项改革课题的新的国防改革案――“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8月20日,新的《国军组织法》修订案递交第19届国会审议,8月29日,韩国防部将《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上报李明博总统。《国军组织法》修订案的主要内容包括:赋予参联会主席对三军参谋总长的作战指挥及监督权限;赋予三军参谋总长对作战部队的作战指挥及监督权限;在三军本部设立2名参谋次长等。如果《国军组织法》修订案能在年内通过国会审议,那么国防部将着手三军本部和三军作战司令部的合并工作。在此基础上,明年起将着手上层指挥结构改编工作,以确保战时作战指挥权顺利移交。“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充分考虑了变化中的安全形势、安全环境,并在对国防改革促进结果进行分析评估的基础上,对“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09-2020”进行了补充与完善。“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将国防改革课题由73个调整至51个,并考虑战斗力生成需求时间、兵力裁减、部队解散与重组等具体因素,将国防改革的规划年限由2020年调整至2030年。通过“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韩军部队结构将调整为能够有效适应韩半岛作战环境及战争形态转变的新的组织结构,并将构建起多功能、高效率、先进的国防运营体制。其主要内容见表1。

对于中国而言,学习和借鉴美国战略管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避免美军战略管理上的不足,建立合理的“战略—规划—行动—评估”体制,为提高人民解放军组织效能和作战效能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总参战略规划部的成立与发展也以此为目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军战略管理和战略规划一定会日臻完善,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一、为何以长江铁路桥为打击目标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铁律”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而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和军力的增强,美国军方也确实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最明显的莫过于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的概念,并在该概念指导下进行国防和军队建设。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空海一体战”存在的问题与缺陷愈益显露,部分专家、学者开始觉得该概念并不完全适应未来的作战需要,更不用说在一场与处于战略上升期的中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了。这其中一方面有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和伊朗,尤其是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进步也引发了美军对“空海一体战”概念效能的疑虑。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空海一体战”进一步发展的种种新概念和理论,如“离岸制衡”战略、“离岸控制”战略、新“抵消战略”等,便纷纷出笼。文谷数重在赞同“空海一体战”概念“显得过时”的同时,指出“离岸制衡”、“离岸控制”等战略也存在问题,其均“以美无法确保对华制空权和制海权、无法对中国本土进行打击的判断为前提”,目的在于“抑制、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却“不是战争爆发后终止战争的办法”。而实际上,“美国不能时常确保在中国沿岸上空的压倒性空中优势,但可以对东海和中国大陆的交通要道实施有限规模的打击”。至于打击目标,文谷数重认为:“应着眼于能让中国战争经济崩溃的目标,且未来美国也有能力通过有限打击予以破坏。这样的目标是唯一的,即横跨长江的铁路桥。”因为“如长江的铁路桥遭到破坏,将切断中国南北经济”,且“与其他有限打击相比,破坏长江铁路桥至少是可能让中国屈服的办法”。二、突击时序选择根据文章提供的数据,中国横跨长江的铁路桥共有15座,其中11座为连接南北铁路网的铁路桥,4座为盲肠铁路线所用的铁路桥。在15座铁路桥中,有8座复线铁路桥,其中4座为干线铁路桥。位于南京的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速铁路所经2座铁路桥、位于武汉的京广客运铁路和京广铁路所经2座铁路桥是4座干线铁路桥。“这4座铁路桥如遭受破坏,将致使连接南北铁路网的25条铁路中的14条铁路不能通行”,中国南北铁路运输能力将减少4成,因而被文谷数重列为首先打击的目标。第二位打击的目标是3座复线铁路桥,即芜湖的淮南铁路桥、九江的京九铁路桥、宜昌的焦柳铁路桥。文谷数重认为,在上述4座干线铁路桥不能使用的前提下,“这3座铁路桥如遭到破坏,连接南北的25条铁路中的22条将无法通行”,中国南北铁路运输能力将减少9成。第三位打击的目标是重庆的川黔铁路桥、宜宾的内六铁路桥、攀枝花的成昆铁路桥3座单线铁路桥。文谷数重指出:“如果这3座单线铁路桥也遭受破坏,南北铁路网运输能力将完全丧失。”4座连接盲肠铁路线的铁路桥分别是宜昌的宁蓉铁路桥、万州的万州铁路桥、泸州的泸州川铁路桥、宜宾的宜珙铁路桥。这4座桥所在的铁路线为盲肠线,不连接南北铁路网。文谷数重声称,对3座单线铁路桥和4座盲肠线铁路桥打击与否于南北运输能力影响不大;但若着眼最大规模摧毁,除打击15座铁路桥外,还可打击江阴至靖江的渡口、重庆地铁和在建的沪汉蓉快速铁路桥3个目标。三、铁路桥破坏效果文谷数重认为,长江铁路桥是中国运输网的要害,“如果横跨长江的15座铁路桥遭到破坏,中国的铁路网将被完全分割成南北两部分”,中国南北方经济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具体而言,“长江铁路桥一旦遭到破坏,南方地区将丧失1/3的煤炭供给,失去几乎全部的石油供给,南方仅能得到所需能源的1/4,经济事实上将陷入瘫痪。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国民士气低落,继续作战的意志将受到极大影响”;长江以北地区虽不存在资源缺乏困境,但由于来自南方的原材料、器材、半成品、成品等运输被停止或滞留,北方地区将丧失支援南方地区和恢复运输网的能力。“换言之,如果长江铁路桥遭到破坏,中国战时经济崩溃是可以预期的。单靠海上封锁无法制服中国,但打击长江铁路桥将使中国国内经济崩溃,迫使其不可能继续作战。”文谷数重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攻击长江铁路桥的同时,还攻击南方地区的煤矿,封锁长江河流运输和南方陆上国境,并且在储藏大量石油的西部地区煽动民族运动等,则“打击效果有望进一步扩大”。四、作战行动构想文谷数重认为,尽管美国对华军事优势已相对弱化,但即便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军空袭长江铁路桥也没有多大困难”,而且,“将攻击长江铁路桥作为制服中国的手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过,为了使攻击行动较易得手,应选择“防空网没那么稠密”的地区突防。“具体空袭路线是,经印度尼西亚半岛,通过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上空”,从云南进入中国境内,之后,“避开大城市飞行,可能在毫无抵抗下到达长江铁路桥”。至于过境缅甸、柬埔寨和老挝问题,文谷数重强调,这些国家均无力阻止美军通过领空,“可以无视其抗议”。“当然,有必要顾虑区域有实力的印度和越南的反应,并做好应对东盟的准备。”考虑到“美国不能指望印尼提供基地”,东盟各国至今未出现“因仇华而提供基地”的情况,因此,“美军经由此线路实施空袭存在基地和战机续航能力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空袭手段应为巡航导弹、舰载机、战略轰炸机,以及未来的UAV”。文章还设想了美军F/A-18E/F舰载机、B-2战略轰炸机使用“战斧”、JASSM-EX巡航导弹沿指定线路实施攻击以及“战斧”、JASSM-XR巡航导弹从孟加拉湾和泰国湾发射攻击中国长江铁路桥的场景。五、纯属臆测文章通篇论述的是美军应如何攻击长江铁路桥,来“瓦解中国战时经济,击溃持续作战意志”,从而使中国屈服,终止战争,并且对中国而言,“直接防护铁路桥免遭巡航导弹攻击不现实。即使用烟雾和起爆层遮蔽铁路桥、配置防空火力,也无多大效果”。至于战争是怎么爆发的,战场在哪里,战争的性质、规模、强度如何,则只字未提。反倒是在文章的末尾,文谷数重觉得,“美中实际上不会直接对决”,“以前的‘空海一体战’和现今的‘离岸’战略,以及本文提出的攻击长江铁路桥方案,不过是讲述棋谱和着数,并非描述未来的实际状况”。的确,中美既不存在领土之争,也不存在海洋权益之争,故而只要不出现战略形势重大逆转或严重的战略误判,中美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正如提出“离岸控制”战略的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T·X·哈梅斯所言:“对一个拥有大型核武库的国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想法即使没有完全过时,也风险重重。”“美国不了解中国的核决策过程,因此要采取尽可能降低升级可能性的战略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美军的战争准备意识是浓厚的,战争准备活动是实打实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军一直十分注重作战计划的制定,且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根据对手情况的变化及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对作战计划进行修改、完善,甚至于对于英国这样“铁”的盟友,据说美军亦预有相应的作战计划,只不过“线条”粗一些罢了。因此,对于文谷数重所描绘的场景,中国应“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并视情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透视《攻击长江铁路桥将中国南北分割》一文,不得不叹服于文谷数重对中国经济地理的熟悉程度及对其要害、关节的把握能力,而日本人的强烈的情报意识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但辩证地讲,作为对战争行动的推演,文谷数重至少忽略了两点:一是对抗。战争是活力的对抗,《攻击长江铁路桥将中国南北分割》不应仅仅只构想美军对长江铁路桥的攻击,还应考虑中国军队对美军飞机、导弹的层层拦截以及对美军前进基地的破坏、摧毁等;二是中国的智慧。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这样的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月22日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表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民超凡的智慧与谋略,因此,即便在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有关是否继续扩大战争还是控制战争规模的决策较量应该也必然会贯穿始终,倚重解放军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以及中美双方防止政治经济关系恶化的共同努力,这种决策较量的结果只会是:在崛起、复兴过程中的中国,不可能出现长江铁路桥任人攻击的事件。

图片 5图1 日本航空自卫队背振山雷达站位置示意图

战斗力增强 ㆍ大幅增加地对地弹道导弹 ; ㆍ自主研制中程 地对空导弹; ㆍ从海外引进远程空对地导弹 ; ㆍ建造韩国型新一代驱逐舰及大型运输舰; ㆍ引进实时掌握战场态势的多用途实用卫星项目; ㆍ国军网络司令部人数增加至1000名。
战斗部队创建 ㆍ应对朝鲜特战部队渗透,截止到2020年为止,设立山地旅; ㆍ设立负责济州岛综合防御作战任务的旅级济州部队; ㆍ设立西北岛屿防御海军陆战队航空团; ㆍ设立空军战术航空管制团、航空情报团、卫星监视管制队; ㆍ设立海军潜艇司令部。
军队结构改革 ㆍ各军参谋总长赋予作战指挥权; ㆍ截止到2022年,常备兵力从现在的636000名裁减至522000名; ㆍ截止到2025年,干部比例从现在的29.4%增加到42.5%; ㆍ截止到2015年,女军官比例增加到7%; ㆍ截止到2016年,军队保育设施由现在的31个增加到99个。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图片 6图2 日本航空自卫队背振山雷达站位置示意图

表1.“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的主要改革内容届时,应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上层指挥结构改编方案也将被纳入“国防改革基本计划2012-2030”中。对此,李明博总统明确表示,上层指挥结构改编是非常必要的,国防部需严格按照计划稳步推进。韩军认为,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确保持续稳定的国防预算是非常必要的。2012年至2016年国防改革中期计划间,预计需要投入国防预算1,879,000亿韩元。其中,防卫力量改善费用为593,000亿韩元,年平均增长额为8.8%。防卫力量改善项目具体包括应对局部挑衅的小型侦察用无人直升机项目、步兵用中程制导武器项目;应对朝鲜核武器、导弹及远程火炮威胁的新一代战斗机项目、远程空对地导弹项目;应对全面战潜在威胁的韩国型直升机项目、新一代驱逐舰项目、新一代潜艇项目;应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联合C4I系统构建项目,各军C4I系统性能改进项目。另外,战力运营费用为1,286,000亿韩元,年平均增长率为5.4%。战力运营主要包括实现干部精锐化,保障尖端武器性能,拥有综合训练场,改善实战训练环境,提高官兵福利待遇,改进军营文化工作,构建先进的军队医疗体系,新式被服及用具的改善等。结语如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也正在改变着韩军几十年来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局限性。目前,韩国军方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正以提高质量、优化结构、理顺关系的总体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其国防改革。通过上层指挥结构改编,转型为以作战为中心的指挥体系,摆脱双重的指挥关系,以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迅速掌握战场主导权。尽管韩国的国防改革启动较晚,并困难重重,但业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已由单纯的“遏制战略”转换为“积极的遏制战略”;二是正式启动了军事教育体制试点改革,通过成立联合军事大学等措施,加强军队联合性;三是为应对朝鲜的非对称威胁,韩军不断加强战斗力建设。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韩军在进行国防改革大讨论时,能充分认识到其历史文化传统对军制的影响,能从本国文化角度追溯正确的改革方向,而不是生搬硬套他国的经验与案例。

[1] 具体发展过程可参考:John K. Bartolotto: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R],ada423358,2004[2] Henry Mintzberg:The Strategy Concept 1:Five Ps For Strategy[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7,,Fall,P11-24[3]康永升 黄荣亮,《战略规划指引美军抢占军事先机》] Department of Defense: FY2012-2013 Strategic Management Plan[R],2012,P1-2[5] ] J-7 JETD:Joint Officer Handbook Staffing and Action Guide,2d Edition, 2011, P131 此图和JP-5 FigII-1有一定的不同,两者均为2011年8月发布,本图更为细致。[7] J-7 JETD:Joint Officer Handbook Staffing and Action Guide,2d Edition, 2011, P132[8] ] 具体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令CJCSI 3100.01B[10] J-7 JETD:Joint Officer Handbook Staffing and Action Guide,2d Edition, 2011, P135[11] ] 参考DOD Directive 7045.14 和DOD Instruction 7045.7[13] J-7 JETD:Joint Officer Handbook Staffing and Action Guide,2d Edition, 2011, P127[14] ] 电影《星球大战》中杰迪骑士的老师[16] ] ] 关于FCS系统取消情况,可参考Andrew Feickert:Army Future Combat System Spin-Outs and Ground Combat Vehicle [R],CRS report,2009[19] “We‘re Dealing with a Christian Taliban”,http:// 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18334.html[20]资源与风险是战略规划的内因与外因,也是战略规划者必须要时刻意识到的管理要素。[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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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7图3 日本航空自卫队背振山雷达站位置示意图


[责任编辑:蒋佩华]

日本航空自卫队背振山雷达站,源自于1954年10月15日建立的福冈驻屯地、航空自卫队第9041部队,1956年8月1日改编为背振山分屯基地,1960年7月1日美军将雷达站移交给日方,1961年7月15日改编为第43警戒群,1975年装备了三坐标防空警戒雷达,1997年5月换装为J/FPS-3型三坐标防空警戒雷达,1999年进一步改装为J/FPS-3型三坐标防空警戒雷达,2004年6月开始建设J/FLR-4地上电波测定装置并于2005年5月完工投入使用。现任第43警戒群司令兼背振山分屯基地司令松村和仁,二等空佐。

[1] 文民统制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原则,即对军人的指挥与控制权归文职政府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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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8图4 现任第43警戒群司令兼背振山分屯基地司令松村和仁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图片 9图5 第43警戒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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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振山雷达站,位于背振山山顶,基本呈西北—东南走向,南侧建有办公宿舍区,中部建有1座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北侧呈环形建有1座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和1座J/FLR-4地上电波测定装置,下设监视管制队、通信电子队、基地业务队等单位。

图片 10图6 背振山雷达站卫星图

图片 11图7 背振山雷达站实景图

图片 12图8 背振山雷达站卫星图

图片 13图9 背振山雷达站—南侧办公宿舍区卫星图1

图片 14图10 背振山雷达站—办公宿舍区实景图

图片 15图11 背振山雷达站—中部J/FPS-3

图片 16图12 背振山雷达站—中部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实景图

图片 17图13 背振山雷达站—北侧J/FLR-4地上电波测定装置卫星图

图片 18图14 背振山雷达站—北侧J/FLR-4地上电波测定装置实景图

图片 19图15 背振山雷达站—北侧J/FLR-4地上电波测定装置实景图

背振山雷达站—监视管制队,负责24小时监视日本西部空域的态势,以早期发现接近、入侵日本领空的外国飞行器,保护日本领空安全。

图片 20图16 背振山雷达站—监视管制队工作场景

背振山雷达站—通信电子队,负责维护保养和整备分屯基地的雷达通信电子设备,精通各种雷达通信器材的运用,保障分屯基地对外通信联络。

图片 21图17 背振山雷达站—通信电子队工作场景

背振山雷达站—基地业务队,负责分屯基地内设施的维护管理、补给、采购、运输、伙食管理、车辆整备以及基地警备等。

图片 22图18 背振山雷达站—基地业务队工作场景

图片 23图19 背振山雷达站—基地业务队工作场景

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由远距离雷达天线、近距离雷达天线、电子对抗系统、信息处理系统等组成,由日本三菱电机制造,1995年开始装备于日本航空自卫队,2009年已全部换装为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

图片 24图20 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

雷达探测距离,与雷达性能和目标的截面积有关;通常,雷达发射功率越大,天线增益和接收机灵敏度越高;目标的截面积越大,则探测距离越远;此外,还受到地球曲率、气象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鉴于雷达性能、目标截面积等保密性强,具有不可知性,而气象条件变化快、时效性要求高,因此,这里我们仅考虑地球曲率影响,来简单地计算一下部署于背振山顶部型防空警戒雷达天线对不同高度空中目标的最大探测距离D。

计算公式为:

D=4.12×

假设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近距离探测天线高度为50米,则H1=1105米,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图片 25

图片 26图21 背振山雷达站J/FPS-3型防空警戒雷达最大探测距离示意图

J/FLR-4地上电波测定装置,坐落于背振山山顶,由1座六角形钢筋混凝土结构指挥大楼、2座大型钢结构双层电子侦察天线支撑塔,1座支撑塔的下层直径14.8米、上层直径11.3米,另1座支撑塔的下层直径10.5米、上层直径9.3米;日本FLR系列电子侦察系统均装备有HF、VHF、UHF、SHF等天线,可全方位接听空中的各种电子信号,通过检测与跟踪电子信号及其发射源来判别空中运动目标以提供早期预警,同时,通过收集电子情报来改进电子支援系统和电子对抗系统和技术。

电子侦察,就是使用专门的电子技术设备进行的侦察,如无线电技术侦察、雷达侦察和电视侦察等,主要任务是侦察、侦听敌方雷达、无线电通信、导弹制导等电子设备发射的信号,获取其技术参数、通信内容、所在位置等情报;无线电技术侦察,则是通过设在全球各地的固定侦听站和测向站来实现对无线电信号的侦听和测向,从其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可分为无线电侦听、无线电侦收和无线电测向三大类,其中,无线电侦听是指对敌方的无线电通话进行截听;而无线电侦收的目标则是敌方的无线电电报、电传、电视和传真等图像信号。鉴于电子侦察系统性能的保密程度极高,目前,从公开渠道可获得的相关资料极少,对于J/FLR-4地上电波测定装置的具体性能不得而知,但根据其位置特点,重点将是收集来自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各种电子信号。

1 编者注:图中的浅黄色斑块都是谷歌地球的伪装着色,并非实际真实存在,后续卫星图类同。

[责任编辑:huang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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