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新一轮军事革命拟发动,菲律宾国防现代化

“抵消”战略是美军最新推出的军事战略,针对对象中点名提到了中国。正值美国遭受严峻的安全环境挑战,国防部长再度更迭、作为美军战略大脑的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走向不明。抵消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值得我们密切跟踪关注,本文是迄今为止对“抵消”战略最为深入的解读。

澳大利亚政府内阁下设6个委员会。根据决策类型分为:支出审查委员会 ,治理委员会 ,国家基础设施委员会 ,国家安全委员会 ,议会事务委员会 ,收入审查委员会。分别由相关内阁成员参加。作为内阁讨论国家安全事务决策的论坛,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考虑澳大利亚的战略发展和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长远问题。并监管联邦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国安委由总理担任主席,副总理担任副主席,目前包括5名常委,分别是国防部长、外交部长 、总检察长、财政部长,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部长。财务部长应邀列席负责开支问题。委员包括:总理内阁部秘书长,国防部秘书长,外交通商部秘书长,财政部秘书长,司法部秘书长,移民和边境保护部秘书长,国防军总司令,国家安全顾问,国家评估办公室总干事,安全情报组织主任,秘密情报局总干事。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点关注具有战略意义的主要国际安全问题,边境保护政策,和国家对正在形成的战略形势所做反映和情报界的各种活动。国安委虽隶属于内阁,但所有决策都不需要取得内阁的认可。除了例行会议外,在遇到紧急重大情况下,国安委也会召开紧急会议。例如最近一次的马航MH17坠毁事件。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RSAS)是一套自动化多场景的“兵棋推演”系统。最初开发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改进战略分析的方法,为战略分析开发一个新的框架。[①]这个项目的资助方,国防部长办公室下属的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最初是希望将它用于“评价战略武装力量,评估力量平衡和测试作战计划”。[②]RSAS发展初期主要为研究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而设计,而后在1991年发布的最后一个版本开始转变设计,为研究多极化世界结构进行了改变。在最后的4.6版本,RSAS应冷战后全球安全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并改名为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RSAS和 JICM都分别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制定和作战分析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JICM一直沿用至今,作为联合参谋部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JICM至今在支持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各作战司令部、军种和联合分析人员的分析方面任扮演着重要角色。[③]并被美国军方各个部门乃至其他多个国家的部队所采用。一、RSAS与JICM的起源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冷战进入高峰期,核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防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评估美苏间战略力量平衡。随着战略分析的发展,国防部越发感觉到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不足,并最后决定开发一套全新的方法用于战略力量分析。在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承包商时,国防部对这套分析方法和推演系统的开发提出了以下要求:要能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分析工具,能在多种情况下和突发事件中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部队进行评估和比较;能将战略核部队和其他相关的核部队与常规部队一起进行考虑;能将更多的作战行动因素包含到分析中;目前,冲突的很多方面,如太空、指挥控制、反舰等都只是被独立分析,甚至经常被忽略,因此,这个系统还要能将这些被忽略或单独分析的方面完整的包含进去。另外这个推演系统还必须能反映军事原则方面的不对称性,军力态势,可能的战争计划和战术。[④]在经过一番比较后,兰德公司的方法最后得到了采用。在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支持下,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院在1979年成立了兰德战略评估中心(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专门致力于开发一套基于作战模拟和建模分析的自动化、电脑化的兵棋推演系统 以用于改善国防部的战略分析方法。这个项目从1979年开始到后面演变为JICM,一直由国防部长办公室资助。从RSAS开始,这个项目主要由戴维斯负责,一直到1988年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防务规划和分析,从那以后RSAS一直到JICM都主要由他以前的副手布鲁斯·班耐特 负责。[⑤]作为一种分析工具,RSA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兰德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系列活动。当时中国建国不久,美国军方逐渐开始担心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在亚洲可能会对地区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出于这种担心,兰德空军计划开始对在泰国,缅甸,台湾韩国,越南等地的假想战争做了大规模的研究。而人工兵棋推演就是分析这些假想战争的最主要的方法,这也就成了后面兰德公司包括RSAS在内的一系列自动化和电脑战略评估系统的先驱。[⑥] 50年代初期亚历山大.穆德等人主要在兰德公司推动兵棋推演,而后赫尔默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发了SAFE推演系统,[⑦]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然而这些传统的人工兵棋推演一般效率较低,速度慢并且只能处理一种场景。RSAS在1980年四月正式启动,[⑧]直到1992年历时超过十二年。RSAS研发初期所明确的目标是:1.创建一个用于分析和讨论全世界范围军事战略的集成化框架;2.创造可用于测试各种变量的多场景分析能力;3.通过处理平时忽略的因素提高现实分析意识;4.增强对战略动态性的理解。[⑨]相比传统兵棋推演系统,RSAS这种自动化电脑推演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制作电脑模型,并用这些模型来完全或部分代替人工操作。它不光加快了推演的速度,还能提供多场景以便更好的测试。在90年代初,因为冷战结束和战略环境变化等原因,这个项目被暂停。在以后的两年,项目组对RSAS的两个战区模型(CAMPAIGN-MT和CAMPAIGN-ALT)进行了整合,开发了一个新的集成战区模型(Integrated Theater Model),[⑩] 并将其用在了对RASA改革后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模拟推演系统--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中,而经过修改后产生的JICM更适应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从RSAS的开发到向JICM的演变,大量来自各个方面的研发和顾问人员参加了这两个项目。虽然研发人员全部来自兰德公司。但是还有一个工作组,或者具体说相当于顾问组,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各军种及中央情报局等情报部门,和包括军事规划、战略分析、苏联研究、电脑专家、情报人员等各个领域。二、RSAS的组成与功能RSAS的出现使得“兵棋推演”更具效率,更严密也更利于战略分析。RSAS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电脑模型以取代人工团队。不同于一般的兵棋推演系统,它的目的是以推演作背景研究,通过模型库来反映、测试并提高战略分析方法。以分析核战略为初衷,这个系统很快被用于国家级战略问题的分析。相比传统注重预测战斗结果的军事模型,RSAS其实是给美军提供了一个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的实验室。[11] RSAS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它使分析人员在面对非常多的政治-军事变量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检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和传统的政治-军事推演不同,RSAS是一个自动化和电脑化的推演系统,它可以让传统推演中需要人工操作的功能用计算机自动完成,借助人工监督,人工智能电脑程序可以部分或全部的代替人工操作。RSAS由三个主要功能性部分组成:指挥和政府方 (The Command and Government Agents) 、战役 、RSAS系统软件。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兵器推演系统,RSAS中的红方扮演苏联所主导的联盟。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场景脚本、军方、系统监视器。其自动化推演结构如图1所示。图片 1图1自动化推演结构图联盟红方和蓝方分别由四层模型构成,分别是:国家指挥层(National Command Level),负责施行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层的职责;总司令层(General Command Level),负责执行中央军事和外交行动,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超级战区指挥层(Supertheater Command Level)和它下属的地区指挥层,代表特定的战区。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模拟红方和蓝方的国家指挥层(national command level)的决策。基于净评估办公室对多场景多可能性的要求,红方和蓝方都具有多种备选的“个性”,这些“个性”,也就是国家指挥层的模型被称为“伊万。例如红方有几种可能的行为或个性,分别被称为伊万1、伊万2、伊万3等,这些模型主要用于:l评估。用推演形式的政治-经济模拟的方式来评估军事战略,军队和指挥-控制系统;l提供。为用作训练或探索战略概念而开展的政治-军事战争推演的参加人员提供决策帮助或替身;l学习。学习替代性的威慑,战争升级控制和终止战争观点。[12]场景脚本场景脚本只是一个单层模型。它主要代表第三方非超级大国,而他们一般只是作一些政治决定,例如把本国部队交由红方或蓝方,给这两个超级大国提供从它本国领空穿越和在它领土内设基地的权利。[13] 或者也可能是保持中立,不做任何参与。因此这个兵器推演系统实际上可以是由很多国家参与,但冲突战争基于两个大国和他们各自的卫星国家组成。[14]军方军方作为RSAS系统所包含的一个仿真模型,它自身就是一个由很多种战争和地理模型组成的一个集成软件系统,可以看成是一个比RSAS相对简单的,包含红、蓝两方的兵器推演系统。三、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基于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在RSAS 4.6版本的基础上,经过重大修改而产生的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是一个集战略和作战两个层面的模拟系统,它沿用了RSAS的数据和模型库,并且还包括全球多个区域的模式和数据,供战略分析使用。JICM的研究人员也明确地说明,这个系统是针对冷战后的战略分析所设计,主要用于对未来战争的评估、武器技术和战术评估等。[15] JICM主要继承了RSAS在作战模型方面的特性,而其他的一些,例如政治和司令官一级的模型则被JICM放弃了。[16]也就是说从之前RSAS作为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军事模拟,在JICM被降级成为了一个战役级别的模拟系统。四、数据库及模型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从RSAS到JICM 3.0,已经发展成一个比较容易操作、互动性强的兵棋推演软件。为了RSAS的开发和便于对模型和据库的修改,兰德公司还开发了基于C语言的RAND-ABEL编程语言。这个系统还开发了多种不同的集成战场模型(RSAS Integrated Theatre Model)。到1992年最后一次的RSAS地图 5.0版本,已经是彩色地图。除了人工智能技术,RSAS还率先利用了战斗建模。作为一个全球兵棋推演和分析系统,RSAS拥有一个包含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战役数据库,和包含波兰、土耳其、波斯湾和韩国等地冲突案例。从项目一开始一直到1989年的RSAS 4.0版本都是主要用于美苏战略力量平衡的分析,因此系统和数据都基于两极世界而设计。由于1989年后苏联和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特别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因此在1991年出版的RSAS 4.6版设计上开始朝着多极化世界发展,模拟也不再单单局限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17]而JICM更是已经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包括全世界多个地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模型库和数据库的一个系统。JICM的数据库相当庞大,里面包括地理情况、咽喉点、困难地形和海洋环境、武器性能和人员能力、C3I数据和战役、指挥结构等多方面的数据。[18]五、RSAS与JICM的应用自开始研发,这两个系统已经被广泛用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国防大学等部门和机构,甚至如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一些机构也采用了这些系统。[19]RSAS曾被用于美苏战略平衡的研究、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和封锁分析、净评估办公室的朝鲜半岛军事平衡分析、海军战争学院等的模拟推演。国防大学一些课程中被用于联合作战训练,海军研究生院还将RSAS用于课题研究、教学等方面。[20]在对华战略分析方面,兰德公司的《恐怖的海峡?:中国-台湾军事对抗和美国的政策方案》,以及《同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则是JICM最典型应用。《恐怖的海峡》完成于2000年,对2005年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进行了模拟推演,其间,兰德公司甚至还用JICM和商业游戏Harpoon配合对台海冲突进行了推演。[21]六、结语RSAS率先将人工智能和战斗建模技术用于了兵棋推演,作为美军最早的一套自动化、电脑化的模拟推演系统,它不光为净评估办公室和国防部提供了一套有力的系统分析工具,还为美军各个军种和部门提供了高效率的作训和学习工具。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为美军和政府节约了大笔用于演习和培训的资金。然而这些系统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例如这些系统很难解决C4ISR的问题和数据库形成所需周期过长 (建造它的一个数据库一般需要几个星期到半年的时间) 的问题。另外,对分析人员要求过高也是这种模拟推演系统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数十年来,由于持续开展反叛乱行动和无法获得必要的资金,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一直在下降。菲律宾武装部队面临了这样一种情况——把资金投入到反叛乱行动以后就没有钱来购买所需的新装备或维护现有装备了。最终结果是,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年复一年下降。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在任期内,经济有所发展,开始不断采购新装备,真正启动了该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

本文大部分首发于《军事文摘》2015年第1期,全文如下:

国安委下设国家安全秘书长委员会,由总理内阁部秘书长任主席,国家安全顾问任副主席,委员包括国防部秘书长,外交通商部秘书长,财政部秘书长,司法部秘书长,移民和边境保护部秘书长,国防军总司令,国家安全顾问,联邦警察总署署长,海关和犯罪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国家评估办公室总干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主任,秘密情报局总干事。秘书长委员会通过国安委为内阁国家安全决策提供政策建议等支持。国家安全秘书长委员会又下设三个主要协调部门:国家情报协调委员会,战略政策协调小组,国土和边境安全政策协调小组。


高速喷气战斗机方面:菲律宾空军近年来一直缺乏高速喷气战斗机。目前,通过解决对“先导教练机/对地攻击机”的需求问题,菲律宾空军即将再次获得高速喷气飞机。2013年2月底,菲律宾政府称,打算购买12架韩国航天工业公司(Korea Aerospace Industries,KAI)生产的FA-50,FA-50是该公司T-50“金鹰”教练机的一个版本,这个采购项目将耗资4.157亿美元。FA-50的采购合同有望在今年三月中旬签署,首架飞机将在合同签署后18个月交付,所有飞机将在2017年前交付。FA-50将为菲律宾空军提供有效的高速喷气战斗机作战能力,还会使菲律宾空军获得用于操作未来可能购买的先进战机的技能和经验。

美国自1775年成立大陆军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对最佳效能与最低风险之间平衡点的追求与探索,努力使其军事力量始终保持着对当下和未来战略环境的适应性。近年来,在美军持续十多年的全球反恐军事行动耗资巨大、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国防预算大幅削减的背景下,面对中国及俄罗斯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如何在有效利用现有国防资源和提高美军整体作战效能之间寻找平衡点,是奥巴马军事当局与美国战略研究界,特别是以净评估方法为核心的安德鲁·马歇尔的弟子们一直在思索的国防战略政策性问题。

国家安全顾问同时担任总理内阁部副秘书长,主要职能包括,给国家安全届提供战略方向;支持政府一体化国家安全政策的开发,对危机进行处理;促进具有凝聚力的国家安全文化。在促进全政府一体化国家安全文化促进方面,国家安全顾问将负责一系列计划,例如设立国家安全学院,用于培训各国家安全相关机构高级官员,以增强他们对全政府一体化国安政策的重视,并使其能在自己机构内促进全政府一体化国安文化的形成。他还负责国家安全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政策开发和给总理与内阁府秘书长及总理提供国家安全方面的建议,并且监督国家安全政策的实施。总的来说在国家安全体系内同时担任顾问,协调和监督角色。国家安全顾问还领导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组。由以下部门组成:“国际部;国土和边境安全部;防务;情报和研究协调部和国家安全首席信息官/网络政策协调员”。 主要负责协调国家安全相关部门和确保全政府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政策。

[①] Paul K. Davis, Cindy Williams, Improving the Military Content of Strategy Analysis Using Automated War Games: A Technical Approach and an Agenda for Research (Santa Monica, RAND, 1982), .v.[②]A.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Policy Sciences 15 : 47-50.[③] The Joint Staff ,Fiscal Year 2009 Budget Estimates, February 2008, .696-697.[④]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49.[⑤] Paul K. Davis, “Influence of Trevor Dupuy’s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Ground Combat in RAND’s RSAS and JICM Models,” TNDM Newsletter, (Falls Church, VA.:Dupuy Institute, 1999), .10.[⑥] RAND Corporation, Project Air Force 50th: 1946-1996 (Washington, D.C., April 11, 1996), .30.[⑦] A.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Policy Sciences 15 : 47.[⑧]Paul K. Davis, James A. Winnefeld,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 An Overview and Interim Conclusions about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83), iii.[⑨]Davis and Winnefeld,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 An Overview and Interim Conclusions about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vi.[⑩] Bruce W. Bennett, Arthur M. Bullock, Daniel B. Fox, Carl M. Jones, John Y. Schrader, Robert Weissler, Barry Wilson, JICM 1.0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4), xiii.[11] Bruce W.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2), 1.[12] Paul K.Davis, Steven C. Bankes and James P. Kahan, Methodology for Modeling Command Level Decisionmaking in War Games and Simulations,(Santa Monica, RAND, July 1986), v.[13] Bruce W. Bennett, Paul K. Davis, The Role of Automated War Gaming in Strategic Analysis (Santa Monica, RAND, 1988), 3-4.[14] Paul K. Davis, H. E. Hall, Overview of System Software in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Santa Monica, RAND, 1988), vii.[15] Bruce W. Bennett. et al., JICM 1.0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4).[16]Paul K. Davis,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Grand Challenge for the Analytical Community (Santa Monica, RAND, 2001), 47.[17] Bruce W.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2), vi.[18] James Ong and Michael F. Ling, Using the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 for Campaign Analysis (Edinburgh South Australia, DSTO Electronics and Surveillance Research Laboratory, 2002), 3.[19] James M. Sims. Politico-Military Gaming: A Method for Developing Strategy and Security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s Analysis Seminar, Seoul, Korea, 28 September 1987; Ong and Ling, Using the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 for Campaign Analysis.[20]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12-17.[21]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Barry Wilson, Dire Strait? :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2000), 18.

运输机方面:2014年初,菲律宾空军敲定了两个运输机采购项目。菲律宾将采购3架空客军用飞机公司生产的C295飞机,以满足空军对中型运输机的需求。同时,菲律宾还将采购2架印尼航天公司生产的CN 212i飞机,用来满足空军对轻型运输机的需求。

一、平衡资源与威胁,提出新抵消战略构想

现行国家安全体系主要沿袭2008年改革后的格局,在2013年新政府上台后进行一些简单调整。2008年之前,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架构和情报系统主要基于冷战时期安全环境。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间力量平衡对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宗教极端主义,外国间谍,有组织犯罪,网络安全威胁等问题说明澳大利亚需要把国家安全注意力更多的投入到国内。虽然在2008年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对国家安全的一些方面也作了不少审查,也对相关方面进行了改进,但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改革出现。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直升机方面: 2013年10月,菲律宾空军与阿古斯塔•韦斯特兰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8架AW109 Power直升机,以满足对武装直升机的需求。菲律宾海军航空队也选中了这种直升机,首批订购数量为3架,这些直升机已于2013年12月交付。2014年,海军航空队又订购了2架AW109 Power。海军航空队需要18架通用直升机,这5架AW109 Power是其中的一部分,海军航空队还打算购买6架AW159“野猫”级海上专用直升机。

未来作战环境面临挑战

陆克文任总理后,为了提高国家安全政策制定,以及提高国安届各机构间的协调,在2008年给国会的第一次《国家安全陈述》中提出了国家安全体系改革方案,“国家安全政策框架”。他提到“在安全问题日渐复杂,各种国家安全威胁相互交错的安全环境下,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整合的国家安全架构,以增强对国际安全政策的协调。” 《陈述》正式提出了对国家安全架构的改革措施。其目的主要是建立新的国家安全组织机构以应对纷繁复杂的新安全环境。主要重心是增强对国家安全机构的领导,协调,以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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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菲律宾空军与美国赖斯飞机服务公司(Rice Aircraft Services)和加拿大鹰直升机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21架翻新后的UH-1H直升机,这是菲律宾空军的另外一个重要采购项目。菲律宾空军正在谋求通过采购以及维修和翻修现有直升机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UH-1H直升机机队。

美国防务研究界普遍认为,“反介入/区域拒止”等“颠覆性技术”的成熟和扩散,美国传统优势受到削弱,在未来作战行动方面将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美军海外基地,包括港口、机场和地面设施等,越来越容易遭受攻击;二是水面大型战舰和航母越来越容易被发现、跟踪和打击;三是非隐形战机越来越容易被现代一体化防空系统击落;四是太空不再是免遭攻击的庇护所。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则认为,这四大挑战将会在三个方面增加美军的战略风险:一是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二是美军的威慑力下降,这直接导致盟军对美军能力的信心不足;三是美国削弱与潜在对手竞争能力的代价不断增加。

《陈述》明确并宽泛了国家安全利益的定义:保持澳大利亚的领土和边境完整;促进澳大利亚的政治主权;保护具有凝聚力和活力的澳大利亚社会和经济的长期优势;国内和国外保护好澳大利亚人的公民和利益;推广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推广有利于增强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此外,它还将非传统威胁纳入了国家安全问题范畴。例如跨人人口,毒品和武器走私;非法资源开采和严重的有组织的犯罪等。

菲律宾海军正在朝着最终拥有6艘护卫舰、12艘轻型护卫舰、10艘近岸巡逻舰、4艘后勤支援舰和3艘扫雷艇的目标迈进,到2020年,菲律宾海军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成为一支比现在更为可靠的军事力量。

新抵消战略的提出

总的来说,2008年开始的国家安全体系改革主要体现在“集中”和“协调”两方面。一,国家安全决策中央集权化。将国家安全决策权集中到国安委以更好应对来自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其中,国家安全顾问的设立更好的协调了各相关机构。在成立几年内他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职责和权利得到快速提升。很快成为了总理在国安方面最主要的顾问,并且主持国家情报协调委员会和边界保护特别工作组。二,“战略政策框架”更好的指导和协调国家安全系统各部门,负责设定任务优先秩序,资源分配和对实际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这个框架实际上是把协调各国家安全相关机构的权利从情报部分析门收归于中央决策层。向协调,融合的全政府一体化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迈进了一大步。

护卫舰方面:菲律宾前几年从美国海岸警卫队手里购买了2艘二手“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命名为“格雷戈里奥•德尔•皮纳尔”号和 “拉蒙•阿尔卡拉斯”号号,从而满足了海军对护卫舰的部分需求。菲律宾将对这些军舰进行升级改造,具体项目将于今年确定。升级后,这些军舰的作战能力将获得升级,服役寿命也将延长。菲律宾海军还将花费4亿美元资金购买2艘新护卫舰,这种护卫舰被称为深水巡逻舰。该合同的竞争者是西班牙纳凡蒂亚公司和来自韩国的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社、世腾海洋造船公司以及现代重工。深水巡逻舰项目是一个资金全部到位的项目,未来几个月,菲律宾海军技术工作组将对4家公司提出的方案进行评估。除上述4艘护卫舰外,另外2艘可能会通过购买美国或欧洲的多余舰艇的方式获得。

201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讲时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了第三个“抵消战略”概念,旨在重新占领新的军事制高点,以战胜各个已存在的和潜在的对手。沃克在演讲中强调,为了在军事转型过程中继续保持军事技术优势,除新技术之外,还需要有创新性思维,更新作战概念与组织方式,构建长远战略。为此,沃克教导美国国防大学学员们必须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作为未来的战略领导人,需要清楚美国应该如何在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的未来做好准备,需要制定什么策略,需要批准什么投资项目等必须解决的问题。沃克还鼓励国家安全界开展新的批判性思维和研究,研究如何能继续保持美国的技术主导地位,实现作战效能最大化。

不过在这发展中,仍然有一些不足。第一,立法支持,国安委相关职位和机构在法律认可上比较滞后,例如国安委将国家评估局在情报界的协调职能收归国家安全顾问,却迟迟未在立法方面得到明确。第二,同级机构之间协调和政策结合方面进展较慢。政策依然主要是由上至下纵向传达,相关机构之间横向协调和结合度依然不高。

战略海运舰方面:2014年1月份,菲律宾海军宣布与印度尼西亚PT PAL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购买该公司生产的2艘战略海运舰。这种战略海运舰采用了PT PAL公司“马卡萨”级两栖船坞运输舰的设计,估计会从2016年开始交付。

第三个“抵消战略”的说法,以及沃克的新研究与发展投资战略计划,在9月3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国防创新日”上的主旨发言中得到了的全面肯定。哈格尔在演讲中表示,“沃克非常了解美军正在面对的战役和技术挑战”。与此同时,主管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肯德尔起草了聚焦于技术创新的《更佳购买力3.0》,以促进国防部层面采办改进。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多用途攻击艇方面:菲律宾的首批3艘多用途攻击艇(Multi-Purpose Attack Craft,MPAC)由台湾制造,于2009年5月份交付给了菲律宾海军。这种用途攻击艇长15米,采用喷水式推进器推动,最高速度达40节左右,并配有一挺12.7毫米重机枪和2挺7.62毫米轻机枪。第二批3艘多用途攻击艇由菲律宾Propmech公司制造,于2012年5月到8月期间交付。这3艘多用途攻击艇一般特性与前3艘相同,但并没有采用同样的设计。

为配合国防部的计划,沃克曾担任过主任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于10月21日对外宣布正式启动一项新的重大项目“超越抵消:美国如何保持其军事优势?”。该项目将研究美军如何通过保持其技术优势以弥补国防预算大幅消减的事实,为美国调整国防战略和评估投资重点出谋划策。10月27日,沃克曾工作过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了详细阐述新抵消战略的内涵与具体措施的,题为《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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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菲律宾海军正在进行另外3艘多用途攻击艇的采购工作,有多家本地造船厂参与了投标。根据菲律宾海军的说法,最新一批多用途攻击艇将“在设计上进行改进,但其功能与现有多用途攻击艇相似。”新型多用途攻击艇的长度在20米之内,排水量不超过30吨。这些多用途攻击艇将增配2名军官和5名船员,至少能够运送16名士兵或2吨货物。菲律宾海军打算为新型多用途攻击艇上的12.7毫米机枪安装遥控武器站(Remote Weapon Station,RWS),并为这些攻击艇增配两挺7.62毫米轻机枪。重要的是,菲律宾海军的招标文件要求新型多用途攻击艇配备10个舰对舰导弹发射筒,这种发射筒很可能是一种海军版的反坦克导弹系统。遥控武器站和导弹系统将会通过单独的合同进行采购。菲律宾海军计划装备42艘多用途攻击艇。

至此,美国国防部倡导的第三个“抵消战略”,即新抵消战略,正式登台亮相。

C4ISR系统方面: 2013年7月,雷神公司从菲律宾获得了一份价值高达1800万美元的合同,在两年时间内为菲律宾设计并建造一套被称为“国家海岸监视中心”(National Coast Watch Centre,NCWC)的海上边界安全系统。“国家海岸监视中心”能够整合来自菲律宾政府机构的数据,提供海上边界周边的全景态势图,并将数据传送给菲律宾的军队、海岸警卫队和其他相关方。

新抵消战略的内涵

菲律宾陆军通过制定陆军转型路线图(Army Transformation Roadmap,ATR)为现代化目标提供了框架。尽管陆军无法像海军和空军那样获得大量资金,但陆军也有一些重大项目。

“抵消战略”是美国战略研究界的一个独特术语,指利用技术优势抵消对手数量优势的战略手段,是一种战胜或削弱另一方优势的战略。新抵消战略的构想与具体战略措施主要是:

岸基导弹系统方面:菲律宾政府已经拨款1.45亿美元用于采购所谓的“岸基导弹系统”(Shore-Based Missile System)。这种系统是一种陆基反舰导弹系统,由12个发射管和辅助设备构成。目前竞标尚未完成,菲律宾对若干系统表示了兴趣,其中包括印度的“布拉莫斯”系统。

一是确立拒止性与惩罚性威慑框架。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认为,美国常规威慑力的提升需要改变传统的“简单粗暴”式的威慑战略,美国应该加强使对手知难而退的能力,即“拒止性”威慑;以及通过威胁要对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开展非对称报复性打击,增加对手发动战争的预期代价,即“惩罚性”威慑。“拒止性”威慑将强调前沿存在和全球反应能力,前沿存在不需要也不应该由驻扎在对手附近的部队来提供,而应该由能够快速重新部署并长时间运作的海面平台和远程空军来提供。“惩罚性”威慑要求有能力和意愿来发现并摧毁高价值目标。

装甲车辆方面:2014年,菲律宾陆军的机械化步兵师将从美国接收被列为“过剩国防产品”(Excess Defense Articles)的114辆M113A2装甲车,从而大幅提高作战能力。此外,菲律宾陆军还将通过一份价值1.97亿美元的合同从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购买28辆翻新后的M113A2装甲车。在这28辆装甲车中,有10辆是火力支援车坦克使用的76毫米炮塔(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接收了42辆“蝎式”坦克),有4辆将会在25毫米机关炮上安装遥控武器站,有6辆将在12.7毫米重机枪上安装遥控武器站,还有4辆是装甲抢救车。多年以来,菲律宾陆军从美国获得了120多辆M113A1装甲车,还从美国联合防务公司直接购买了51辆先进步兵战车,最近又从土耳其购买了6辆ACV-300装甲车和1辆ACV-300装甲抢救车。

二是确定在五个领域继续保持绝对领先地位。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认为,为开发利用美国长期以来积累的核心竞争力,在需要时向全球投送力量并维持持续的前沿存在,以抵消对手在“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中的投资和日益增加的导弹数量。美国长期以来在五大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即无人作战、远程空中作战、隐形空中作战、水下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和作战五个领域,现在与将来还应在这五个领域继续保持绝对领先地位。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三是构建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认为,美军和国防工业界过去在复杂武器系统和“系统之系统”架构的设计、制造、操作和维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种竞争力需要广泛深入的技术理解和多年的经验积累,这是对手在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美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将地理上分散的多种平台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该网络拥有四大特点:第一,平衡性,由适应各种威胁环境的低端和高端平台组合构成;第二,适应性,可在地理上分散部署,最低程度依赖抵近基地,最少程度触及敌方防空措施,最大程度承受天基系统的瘫痪;第三,响应性,可在数小时或者数分钟内实施监视和打击;第四,可拓展性,可同时在全球多个地方扩大规模并影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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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细化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实施计划。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在报告中为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近期和中期的实施计划,涵盖太空作战、水下作战、空中作战、无人机作战、导弹攻击与防御等作战领域共计13项具体措施。为利用有效国防资源,该报告提出要调整国防预算分配方案,削减资助部分项目,其中包括:一是缩编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有人战术航空部队,按比例减少采购所有F-35机型,包括可能取消采购F-35C型,替换成先进型“超级大黄蜂”战机,并最终被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取代;二是撤装至少1艘航母;三是按比例减少采购大型水面战舰;四是缩编美国陆军旅级战斗部队及其现代化项目;五是组合采购浮动前进补给基地,以替代更加昂贵的两栖战舰(例如下一代船坞登陆舰LX-R和直升机登陆突击舰[LHA]);六是取消采购两栖作战车。

五是对华想定威慑与作战方案。战略与预算中心报告认为,在美军威慑框架失效的情况下,美军将通过快速打击来阻止对手的进攻行动,减少对手对区域盟友的伤害,同时避免出现既成事实。美军也可以施予适度且逐步增加的惩罚来强迫对手屈服。报告称,例设中国企图占领南沙群岛或钓鱼岛,或者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美军将会做出姿态,开始迅速封锁解放军部队和物资的运输。关键要素可能包括当地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比如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和盟国指挥的地对空导弹连;在海底预先部署威力巨大的智能水雷;核潜艇或无人水下航行器发射的鱼雷;由远程打击轰炸机和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以及开展进攻性和防御性反空作战的有人或无人的陆基和舰载隐形战机。这样做的目的是阻止解放军占据据点,否则美军将难以直接“扭转”局势且会付出昂贵代价。即使可能出现风险逐步升级的情况,美军还是会对中国的机场和机动导弹部队实施打击,以减少美国盟友/伙伴可能遭受的伤害,同时减少其对相对较远的美国基地的威胁,即使这些基地大部分都在解放军二炮部队的射程之外。与此同时,作为“惩罚”行动的一部分,美军可以击沉解放军各区域的水面和潜艇舰队。由于中国对保护海上关键交通线免遭诸如印度和日本等地区大国破坏非常敏感,高成本、难以替代的军舰逐渐损失,势必会影响中国方面对“成本—收益”的考量。在逐步扩大非对称“惩罚”攻击的有力威慑下,北京可“保全面子”的选择就是遵守美国停止敌对行动并恢复原状的要求。

美军历史上的两次抵消战略

美国国防部与防务界正热议中的第三个“抵消战略”,是继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核优势战略和20世纪70年代的以推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抵消战略”之后,针对中国与俄罗斯军力增长将令美国丧失优势的新抵消战略。前两个战略都是通过利用美军的技术优势来“抵消”苏联在常规力量上的数量优势。第三个“抵消战略”的核心是维持美军在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以应对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对手正在开发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和理论。

冷战初期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实施了“新面貌”战略。尽管这种依赖核武器的抵消战略带来了一些相互关联的政治和军事后果,但毕竟抵消了苏军的数量优势。总体而言,第一个“抵消战略”是成功的。直到苏联研制出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特别是实现了核均势以及与美国的确保相互摧毁后,美国第一次抵消战略失效。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随后制定了由时任国防部部常务副部长比尔•佩里领导的第二个“抵消战略”,旨在针对数量上占优势的苏联,打造一支更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该战略包括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美国国防部通过将大部分研发预算投入基于信息的“技术赋能器”和可提高美国现有武器平台效能的,诸如全球定位服务、ISR平台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力量倍增器”,以确保美军获得技术优势;二是这种由美国资助、打造和控制的技术优势,是通过一系列出口和贸易管制来维持的,其中包括《武器出口管制法》、《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这些管制措施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根据需要提供或拒绝别国获得特定技术。

该“抵消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一个美国军事技术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该战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应对和解决了美国非常清楚的威胁和特定军事问题,并且该战略也符合当时主导的美国遏制大战略。此外,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也是该战略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作为抵消战略的一部分,国防部对全球定位服务、卫星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研发资助,也极大促进了美国的经济,使美国公司站在了整个产业界的最前列。

二、抢占军事制高点,发布国防创新计划

2014年11月15日,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召开的里根国防论坛上,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在发言中认为,美国及盟国的十年全球反恐战争,给了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国家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各方投入巨资研发了多种远程导弹及精确制导导弹,发展了反太空、网络、电子战、水下战和空战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哈格尔表示,国防部将施行创新改革,公布了国防创新计划,以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的力量投送能力,维持和促进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该创新计划将探索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支持改革创新和改革军工企业,确保国防工业基础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利用最优秀的思想和尖端技术来推进国防部的创新及运作方式。为推进该计划的进行,哈格尔还责令沃克成立新的先进能力与威慑工作组,制定美军未来远期技术研发投资规范,制定特别是包括机器人、自主系统、小型化、大数据和3D打印等在内的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长期研发计划。该工作组由政策、情报、各军种、参联会、研发和采办等部门的主管组成。

在其他方面,哈格尔计划用兵棋推演和专业军事教育新方法来提升军队领导力的开发;改进国防部的使用多年的计划、规划、预算和执行系统,为了在资源分配计划上给国防部长提出最优建议;重申军民融合的重要性,加强与私营机构和大学合作,发展尖端军事科技,在采办与采购方面进行灵活的最佳管理运营实践,确保美国继续在军事领域保持优势。

三、对美军新抵消战略的评估

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已于11月24日辞职。此前他曾表示,希望人们在回想他在国防部长任内的作为时,把“创新”作为标志。可以说,在其任内的最后时光,他全力倡导“抵消战略”和创新,是刻意留下“战略遗产”。那么,这会得到延续吗?新国防部长会认这笔帐吗?我们认为,作为国防部长,哈格尔不过接受了近外交困的现实,接受了美国战略界在探索未来、解决困境上所提出的药方。或许美国新防长会有一些新提法,但抵消战略及创新倡议的实质性内容都会得到延续,甚至得到更大力度的拓展和深化。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国防部长,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哈格尔,与盖茨、帕内塔一样暗然收场;但作为个人,因倡导“抵消战略”,一脉相承地体现美军竞争策略实质的思路,他留下了比盖茨、帕内塔更深的痕迹。

从战略到战略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作者是在早些时候为美国国防部提出针对中国的“劝阻”战略的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马丁内奇。“劝阻”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手段,阻止或削弱中国研发可对美军构成重大威胁武器装备的能力。事隔数年,“劝阻”不成,即“拒止性”加“惩罚性”威慑,以实现“抵消”。从其战略思维上看,可谓一脉相承。同时也可以看出,新抵消战略是针对目前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国力不济,对美军战略进行的新调整。另一方面,与“空海一体战”构想注重盟国参与有所不同,新抵消战略强调的是对盟国的保护。“空海一体战”概念认为,该概念不是美国一家独有的概念,盟国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可能还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必须在维持稳定的军事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新抵消战略则强调打造美军自己的全球监视和打击力量,这也许是近几年来,美国对其亚太最重要的军事盟友日本不给力,以及澳大利亚立场左右摇摆的失望表现。

尽管美国官方宣布将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但2013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向国会提交的《核武器使用战略报告》证明,核武器仍将在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保障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退役上将维克多·叶辛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里认为,美国领导人不仅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放弃核武器,远期也不会放弃。这一点再次得到了验证。

11月14日,由拉里·韦尔奇和约翰·哈维两位上将负责的,旨在对美国核威慑力量进行彻底整顿的评估报告正式发布。2014年11月15日,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召开的里根国防论坛上,在提出要进行国防创新外,哈格尔针对美国核力量由于长期缺乏资金和相关支持,以及部队内部士气低落、人员短缺、管理不善等情况,宣布将全面改革核力量,包括推动多项改革以提升老化的核武设施。该计划涉及空军和海军两种军种,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增加对核力量投资75亿美元,每年递增10%左右。2016年核力量预算额介于150~160亿美元之间,这些数据不含国家核安全局对于核武库投资。在空军方面,下一任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将会提升到上将军衔,下一任负责核威慑的空军助理参谋长将会提升到中将军衔,人员裁减计划不包括核力量编制,相反未来将要增加1000个岗位,被搁置的与核力量相关的UH-1N直升机替换项目推前到优先位置。在海军方面,其战略系统项目将增加2500个岗位。作为核力量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五角大楼计划从2017年预算开始,把战略武器项目采办资金单立,采用导弹防御局的资金管理模式,而不再由海空军种自己掌握。

至此,新抵消战略与改进核战略计划同时出现在公众面前。在总体战略思维方面,重抄“核大棒”,实施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核力量战备程度维持、建设与发展计划,新抵消战略与改进核战略计划并举,一个新型复合式威慑战略或将成为未来美国国防战略的重心。

从思想到思想

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的内容中不难看出,新抵消战略所提出的全球监视和打击概念,几乎是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所炮制的“海基能力”概念与“空海一体战”概念交织上升的产物。对照报告相关内容,可以看到在2010年5月发布的《空海一体战:初始作战概念》报告中很多熟悉的词汇。报告中所提及的又不明说的“能够快速重新部署并长时间运作的海面平台”,即是罗伯特·沃克10年前任职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时所潜心研究的“海基能力”概念。全球监视和打击概念希望国防部增加采购的浮动前进补给基地,正是“海基能力”概念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而鲜为人知的“海基能力”概念即是美国全球战略,实施从海到陆机动的战场支撑点。加强战场支撑点建设的用意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而在于“以攻为守”了。

最近美国防务研究界也很不平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前特别助理布赖恩·克拉克认为,海军多年享有的制海作战能力正受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挑战。他建议海军水面舰队缩短防守作战半径、扩大进攻作战距离以稳固制海战力,从而提出突出海军进攻能力的“以攻为守制海新概念”;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研究所所长的退役中将德普图拉也在到处兜售可实现跨域协同、有人与无人系统之间协同的“作战云”概念。应该说,这都符合哈格尔在国防创新计划中所指出的“将探索和发展作战新概念”的创新精神。

从沃克到沃克

当我们深入梳理新抵消战略概念之时,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交叉点均指向一个人,这就是现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的罗伯特·沃克。作为一名炮兵军官,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了27年,以上校退役后于2003年进入战略与预算估计中心工作。期间,他与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和巴里·瓦特斯合着《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挑战》,是最早认识到美国国防部将必须努力应对日益增长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的学者之一。2006年3月他的独立着作《关于海基能力的思考:任重道远》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未来由海向陆机动的认知,在2009-2013年间担任美国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期间,成为海军倡导海基能力概念的主要推手。在担任新美国安全中心主任期间,主导了该中心的“20YY年作战计划”项目。《20YY年:为机器人时代的战争做好准备》《机器人在战场上的优势》等研究报告就是该项目的代表之作。所以,新美国安全中心与战略与预算估计中心一前一后推出新抵消战略相关报告就不足为奇了。长期以来,马歇尔一直认为,任何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军事革命的主要挑战是:在作战概念创新、组织结构创新上以及全面利用当前技术或未来10年可以获得的技术上,成为智力上最优秀的一方。而沃克在战略与预算估计中心的工作经历,对安德鲁·克雷平涅维奇乃至安德鲁•马歇尔的军事变革思想自然心领神会、衣钵相传。

从行动到行动

针对苏联军事力量数量优势的挑战而实施的前两次“抵消战略”,虽然在冷战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提出也正是借用了前两次成功的经验,但目前的战略环境与当日已大不一样,为应对当下挑战而实施的新抵消战略同样也面临着自身的挑战。首先,前两次“抵消战略”所处的是威胁明确的两极世界,而目前及未来所处的是威胁不再明确的多极世界。其次,抵消战略不是单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不是纯粹的国防战略,更不是计划性强的国家军事战略,而仅仅是国防战略层面的政策性指南,这本身就不是国防部凭一己之力所能及的,需要国会的支持、军种部的配合、工业界的合作,甚至对外政策的协作,如何进行跨部门协同以及如何把技术置于政治环境之中,对新抵消战略本身就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最后,全球经济一体已使各国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相互依存,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对潜在威胁国家的高新技术壁垒与有效的国际合作,也是实施抵消战略最为现实的挑战。

综上所述,抵消战略代表着美军追求垄断的竞争方式,积累着半个多世纪运用技术优势克服对手数量优势的实践经验,体现着美军战略的大脑和化石安德鲁·马歇尔的军事革命思想之精髓。正值马歇尔即将以94岁高龄退休之际,谁来接美军战略思考和设计的班?是在幕后操盘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沃克吗?美国防部会再出现统筹第二次抵消战略的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吗?

[责任编辑:蒋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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