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经

美国海军在2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4次重大的战略选择,完成了不同时期国家转折过程中的海军战略转变。这些战略选择,基本确定了美国海军发展的大势和走向,在美国海军发展进程中居于突出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2006年6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马伦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举办的战略论坛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要制定美国新海上战略,标志美国海军在经过三个阶段战略调整之后,对到底应奉行什么样的新战略、建设什么类型的新海军,具备了作出最终选择的条件。之后,以美国海军为核心,联合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组成领导团队和执行团队,广泛吸收军内军外的意见,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新海上战略的制定和修正进程。最终形成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文本,由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海岸警卫队司令联合签署发表,最终完成了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

一、反潜能力评估反潜能力日本《世界舰船》杂志称,自卫队反潜能力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由现役主力驱逐舰构成的水面舰艇部队;二是舰载反潜直升机和陆上固定翼反潜机。水面舰艇方面,构成海上自卫队护卫队群的核心——“八·八”舰队中的各型驱逐舰均搭载有声纳设备。除2艘“金刚”、“爱宕”级宙斯盾舰外,其它6艘驱逐舰共搭载8架舰载直升机,其反潜能力足以保障中等规模舰队的安全。特别是“日向”级和“白根”级直升机驱逐舰,可搭载至少3架反潜直升机,并配备了拖曳式阵列声纳、中低频声纳、可变深度声纳,具备较强的对潜探测能力。在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自卫队的反潜能力被公认为参演国中水平最高的。舰载反潜直升机方面,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46架SH-60J型反潜直升机,39架SH-60K型反潜直升机。SH-60J由美国西科斯基公司授权日本生产,设计源自SH-60反潜直升机。但机上航电设备大部由日自行制造。该型机配备了HQS-103吊放声纳、SSQ-53和SSQ-50声纳浮标,作战半径约150公里。SH-60K基于SH-60J开发,配备更为先进的HQS-104低频主动吊放声纳,不仅增加了探测距离,还可有效侦测敷设消声瓦的低噪声潜艇。同时,该型直升机具备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一方面可不依赖母舰独立分析声纳数据,即使在对舰传输信号中断的情况下仍可追踪目标潜艇;另一方面加强了与母舰的战术数据连接以及与僚机的战术情报交换,进而提升了舰队的整体反潜能力。固定翼反潜机方面,海上自卫队目前拥有75架P-3C型反潜机和4架P-1型反潜机,其P-3C型反潜机数量仅次于美国。其中,P-3C型反潜机可搭载约9吨的反潜武器和87个声纳浮标,最大作战半径2380海里,可覆盖日本列岛周边全部水域。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1981年引进P-3C型反潜机以来,从未发生坠机事故,显示该机性能较为优越及海上自卫队人员素质较高。P-1型反潜机于2013年3月开始列装,日《军事研究》杂志称其为“全球最先进的反潜机”,是中国海军的“天敌”。该型机巡航时速833公里,续航距离8000公里,实用升限1万3520米,性能甚至超过了美国的P-8反潜机。其配备有HPS-106型雷达和主动或被动声纳浮标,以及日国产的HQA-7声响处理设备,并可搭载约9吨的反潜武器。其服役将大幅提升自卫队反潜能力。此外,《世界舰船》杂志指出,尽管海上自卫队现有的16艘潜艇均配备了AIP动力系统,静音能力较强。但长期以来,海上自卫队的潜艇一直以航道封锁、海峡潜伏攻击为主要训练内容,反潜作战训练不足。日对我当面反潜兵力部署目前,日海上自卫队针对西南方向的作战力量有第2护卫队群、第4护卫队群、第1航空群。共计16艘驱逐舰、16架舰载直升机、40架P-3C型反潜机和8艘潜艇。二、反潜能力发展规划继续采购先进装备根据新版《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日将在2014至2018年间采购23架P-1型反潜机、23架SH-60K型反潜直升机,对现有的P-3C型反潜机和SH-60J型反潜直升机进行升级改造。研发新型多功能驱逐舰和多型先进声纳。推动反潜系统建设防卫省下属的防卫技术研究本部称,日正加强研发基于水下声响网络技术的“水下警戒监视系统”。其核心组成部分有:一是自主式无人潜航器。目前,技术本部已研制出全长3.5米的无人潜航器样机,装备了艏部和侧边声纳、声响/卫星通信装置等,航速约7节,使用锂电池作为动力,续航时间仅为12小时。技术本部计划在2014年研发用于无人潜航器的封闭式小型燃料电池,以延长无人潜航器活动时间。二是为P-1型反潜机配备的新型反潜声纳系统。目前,海上自卫队P-3型反潜机配备的声纳水听器为垂直线阵列型,对声源的判定能力不足,而新型声纳的水听器为水平线阵列型,在水中呈伞状展开,可根据侦测声音的时间判定声源位置。三、外界对我潜艇及反潜能力评价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称,中国海军尽管拥有数量众多的潜艇,但普遍存在噪音较大的弱点。近几年新服役的潜艇在降噪方面也未得到太大改善,容易被日方探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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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第一次战略选择是很不顺利的,其进程漫长而曲折,充斥其间的斗争异常激烈。第二次战略选择比较顺利,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海军掌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迅速稳健地完成了战略转型。第三次战略选择比较曲折,美国海军又一次陷入了战略被动,在复杂的政治、军种斗争中,长期难以作出适应时代和国家需求的战略选择。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最为出色的,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及时洞察了战略环境和国家需求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了战略选择的主动权,前瞻性地不断提出和更新战略概念,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调整,及早出台了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稳健、快捷地完成了冷战后的战略选择。纵观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进程,可以看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总体上呈现出波浪式起伏、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

一、新海上战略出台的战略依据和理论基础

“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是美国海军针对全球化的趋势和海上安全形势的变化,在继承冷战后不断更新的战略概念的基础上,在对冷战时期提出的第一部海上战略作全面转型之后,确定的新的海上战略。

战略环境和战略需求的新变化

1.全球化进程的复杂影响

2006年6月,马伦上将在启动新海上战略系统工程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构成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造成了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马伦特别突出了全球化这一新的战略因素。他进而指出:全球化推动了美国对新海上战略的需求。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全球化规模的经济,加强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促进了许多国家的繁荣;其次,全球化大力推动了‘能源竞争’,埋下了矛盾和冲突的隐患;全球化推进了意识形态快速、自由地传播。”[1]可以说,全球化带来的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全球化既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和实惠,加强了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同时,全球体系在某些破坏活动面前是脆弱不堪的,因为即使在远离破坏活动源头的地方,这些破坏活动依然能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影响。

全球化体系除了受到传统的大国战争、地区冲突的威胁,同时,也赋予了“第四代敌人”更大的权力。所谓第四代敌人包括:恐怖分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其他武器的扩散、有组织犯罪、走私分子、毒品走私分子和海盗等。“第四代敌人”可以利用全球化的便捷来实施犯罪和发动侵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美国海军必须明确新战略的基本内容,比如谁是敌人、怎样辨别和设法获得胜利等。马伦认为,“尽管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和蹒跚的变化步伐,似乎不可能制订计划,但我们必须为它们制订计划,”美国需要一个“不仅适应变化,而且适应变化速度”的新海上战略,需要一个“为这个时代和美国面临的难以置信的且不断增加的挑战而量身定做的新海上战略。”[2]

2.海上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球体系的正常运转依赖于海上安全环境。占地球表面积2/3以上的海洋是一个连续的水体,海洋的主体是没有国家管辖的全球公共水域,这给所有国家、甚至内陆国家提供了一个对它们安全和繁荣有着重大意义的水上通道或“高速公路网”。可以说,海洋安全是确保全球体系畅通的关键所在。因为80%以上的世界贸易通过水运,并形成一个全球市场链。

海上航运已成为全球经济的心脏,但它在阿拉伯海和东北亚两个关键领域易遭攻击。同时,联通的海域也为部分国家、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制造一系列威胁提供了现成的、可怕的手段。世界海洋的安全变得十分脆弱,而美国根本不可能单独承担起整个世界海洋安全的重任,急需美国海军拿出新的战略理论。

3.《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出台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针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海上安全形势,积极构筑全面的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按照总统的指示,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牵头集中联邦力量,研制国家海上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以便整合现有的国家战略和军兵种战略,确保它们有效而高效地实施。2005年9月,国防部长、国土安全部长联合签署并发表了《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将海上安全问题第一次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超越了军种战略,成为指导各军兵种确保海上安全的宏观指导和规范。

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出台,为美国海军制定新海上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依据,海上安全战略中的很多概念和创新构想,都为新海上战略所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海上安全形势的分析,海上安全的战略目标和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等。

4.海军战略地位的弱化

发表海军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告知公众,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们关于海上世界的基本事实,以及海上军种的战略地位和战略运用,为海军的发展和运用提供战略支撑。

“9·11”恐怖袭击揭开了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进程,此后“反恐战争”主宰了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引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军虽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战后的维持稳定和重建行动使美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而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美军意识到:反恐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持久战争”,小布什总统多次声称“美国正处于战争中”。 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不少军事专家预言,美国未来的重要军事任务将落在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身上,言下之意是,空军和海军不再扮演主角,而以后勤和运输为主。在美国决策层看来,现在的军事冲突,可能更多地是通过地面和空中作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海军最新的角色可能延伸到濒海区域,担任阻断恐怖分子和国际犯罪的任务,同时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传统的“蓝水任务”已经变得不再突出。

针对海军作用地位出现弱化的“身份危机”和面临规模被缩减的压力,美国海军必须提出新的海上战略,阐明新时期新环境下的海军作用地位问题,为海军发展提供战略依据。

新海上战略出台的理论基础

1.海上战略为新海上战略提供了理论样板

1986年“海上战略”的出台结束了美国海军长期的思想混乱局面,统一了美国海军的思想。这一全新战略概念的提出,在理论上为冷战后新海上战略的出台树立了榜样。

第一,在理论研究方面,海上战略首创了成立专门研究队伍与广泛发动一线军官参与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方法,新海上战略继续沿用了这一做法,并将其范围加以拓展;第二,在战略概念方面,海上战略首次明确提出,“海上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的论点,将海军战略提升到军事战略的高度。新海上战略在此基础上,定位于所有国家级战略的海上部分;第三,在战略思想方面,海上战略强调将“威慑”作为战略的首要支柱,力争取得不战而胜的最佳战略效果。新海上战略则将“防止战争”提升到“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的地位;第四,在战略内涵方面,海上战略既注重了战略在战时打赢战争的作用,又强调了战略在平时制止战争的作用。新海上战略则大力强调了海军和平时期的非战争运用。第五,在战略力量方面,海上战略提出了“600艘舰艇”的计划,而新海上战略提出了“千舰海军”的计划;第六,在战略联盟方面,海上战略强调盟国团结和军种合作。新海上战略倡导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将国内外可利用的资源与力量都集中起来,以维护“全球体系的安全”。第七,在战略效用方面,海上战略确立了海军的“主角”地位。新海上战略极力争取,海军能在美国长期的大战略中,充当影响全球事务的核心地位,为海军的长远发展奠定战略基石。

2.阶段性战略调整为新海上战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了三次战略调整。通过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美国海军及时出台和完善自己的战略概念,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战略概念体系。1992年提出的“……从海上”实现了美国海军由远海到濒海的战略重点转变,实现了冷战后的美国海军战略的方向性调整,揭开了美国海军以海制陆的序幕。1994年发表的“前沿存在……从海上”,补充提出了“前沿存在”的战略概念,强调了前沿存在的重要性,明确了战略的主要内容和阶段划分,特别是打下了重视平时制止战争重要性的思想基础。2002年又发表了“21世纪海上力量”, 着重解决了未来海军战略能力的发展问题。美国海军认为这三次战略调整都不能与综合性的“海上战略”并列,它们仅仅是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的三次阶段性调整,为制订新 “海上战略”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分阶段的战略调整,新海上战略的出台也就水到渠成了。经过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和战略概念的完善,必须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制定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了。

3.马伦为新海上战略出台的预先造势

2005年9月,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召开的第17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上,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马伦提出要建立一个“综合的国际海军、海岸警卫队、海事力量、港口运营商、商业船舶和本地法律强制实施的综合性协同网络,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我们的合作与协调水平必须加强,以适应共同的挑战和制约。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坚信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特别是在海上区域。”[3]这就是所谓的 “千舰海军”计划。

“千舰海军”是一个全球性的、自愿性质的海上力量网络,这个网络将自由国家的集体力量汇聚起来,建立和维持大幅增加的海上国际安全水平。其中,“美国海军作为这个国际性行动的一员,将推动这项行动——但是没有全球海洋国家和海洋利益坚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4]美国海军认为这个海上网络不但能增强海上安全,也能促进参与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和进步。

2006年6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马伦在一次报告中又率先提出了“全球舰队基地”这一概念。马伦说:“我们正在评估一种在绿色和棕色水域叫做‘全球舰队基地’的新概念,这些全球舰队基地将在我们大多数盟国现在所处的地方建立起来,用来前沿配置小型舰船和配置补给舰船。”[5]

“全球舰队基地”是从“海上基地”概念演进过来的,但不只是简单缩小了“海上基地”概念,将“海上基地”概念与“适应性兵力包”概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了创新。“全球舰队基地”是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海基的舰队基地网络为基础的。每一个“全球舰队基地”将是一个独立的区域作战集团总部,将为一个明确的责任区域服务。它将包含一艘指挥舰、一艘或多艘登陆舰、内河作战部队单元以及直升机特遣部队。美国海军能根据需要从基地派出特别的“适应性兵力包”,以应付人道主义危机、自然灾难和反恐打击任务。

全球舰队基地的概念,符合反应迅速灵活这一特点。其意义在于,哪儿有需要,无论是深水区还是浅水区,只要盟友需要,美国海军就可派遣辅助船和浅水船就会及时赶到。

“千舰海军”和“全球舰队基地”这两个概念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互惠互补,共同构成了当时还在酝酿中的新海上战略的两个核心概念,海上力量反应的灵活性和海上力量合作的概念,为新海上战略的提出作舆论准备。虽然这两个概念在新海上战略中没有正式提及,但是新海上战略的基本精神实际上就是从这两个概念发展、延伸过来的。

英国《Chinese Defence Today》杂志称,中国海军反潜能力相对较弱。早期服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不具备反潜能力,而新服役的舰艇也相对偏重对空、对舰作战。同时,中国海军尚没有可以捕获静音潜艇的高性能声纳和大型反潜机。相较而言,亚洲地区很多国家均装备了美国的P-3型反潜机,印度甚至购买了先进的P-8型反潜机,中国在反潜机装备方面已处于落后状态。

2015年1月,美国海军学院举办了一场关于核动力航母未来的大辩论,引发各界广泛而深入的思考。针对社会的关切,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于2015年10月推出题为《利器:航母、联合部队和高端冲突》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从历史上关于航母价值的争论着手,分析了当前及未来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对美国海上作战的影响,从而回答了航母未来价值的疑问,得出了核动力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仍大有可为的基本结论。该报告还就如何有针对性地改进航母编队作战能力提出了建议。

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都是主客观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海军在实施战略选择时,必须处理好自身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观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全程,可以看出,海军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惨痛的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本身又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规律的具体体现,富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新海上战略的制定

新海上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海军决策机构积极发挥主导作用,组织班子分工合作,大胆创新战略制定方法,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战略制定的系统工程。

新海上战略系统工程的启动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马伦上将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出席“今日战略论坛”研讨会时提出,美国海军需要制定一个新的海上战略,以指引美国海军应对全球化和反恐战争带来的挑战。马伦在讲话中指出,美国现在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面临的威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不确定性和威胁源于新的挑战,而这些新的挑战是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加速发展所造成的。因此,美国海军需要制定一个新的海上战略来应对新的挑战。

马伦指出,新的海上战略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海军拥有三项持久的能力,也就是施加影响的能力、先发制人和灵活反应的能力,以及建立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能力。[6]原有的海上战略以制海权为核心,新的海上战略必须认识到所有国家经济兴起的潮流,不是发生在海洋由一国控制的时代,而是发生在海洋对所有国家都是安全的和开放的时代。可以说,马伦的讲话揭开了美国海军构建海上战略的进程。

新海上战略的组织团队与战略构建相关者

在新海上战略构建过程中,参与相关工作的各类组织和人员有四类:第一,领导团队;第二,核心团队;第三,海上战略特别工作组;第四,战略构建相关者。[7]这些团队与组织之间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相互作用,共同来确保海上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和适时性。

马伦指定负责规划、政策与作战的海军作战部长中将,具体领导新海上战略构建工作。莫根与海军陆战队的阿莫斯中将、海岸警备队的尼米奇少将,共同组成海上战略执行委员会(Maritime Strategy Executive Committee),作为构建新海上战略的领导团队。此外,马伦还通过海军作战部长行政组指导整个构建过程。

核心团队由来自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备队的13名军官组成。同时,海军作战部派出由5人组成的战略行动组,充任海上战略办公室。核心团队负责新海上战略构建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并承担新海上战略文本的整合拟制工作。

海上战略特别工作组(Maritime Strategy Task Force)是一个松散的临时性组织,由来自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备队、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长联席会议、各联合总部的上校和中校军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相当级别官员或职员组成。特别工作组没有决策权,每月最多召开两次会议,每次会议时间1小时,议题1-2个,其主要任务是评判各种想法和推广各种概念。

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各类研究中心、退役海军将军、学术界和盟友,均被视为“战略构建相关者”(Strategy Process Stakeholder)。其中,海军战争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海军分析中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卓越领导中心(Center for Leadership Excellence),承担了大部分的评估论证工作,备选方案的制定和兵棋推演工作则由海军战争学院完成。

新海上战略采用更为开放科学的战略制定方法

以往的海军战略产生于联席会议和少数高层这样封闭的圈子,然后运用海军战争学院的模拟程序进行考察,再通过海上训练进行实践。新海上战略的制定打破了少数人垄断的局面,以大开放的姿态吸纳各种观点,鼓励“思想交锋”。除了领导团队与核心团队之外,还通过海上战略特别工作组和海上战略构建相关者,将海上战略的进程向海上军种以外的组织和力量开放。甚至通过专题研讨会的形式,邀请国外的人员参与问题的讨论,带有一定的国际化倾向。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新海上战略的制定过程中还始终贯穿着“与国家对话”的活动,海军战争学院和战略行动组前后组织了7次这样的活动,以吸纳公民的意见和声音。

这样开放的方法,充分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结合,确保了最大程度地吸纳合理的建议和理念。同时,在战略制定过程中,大力运用了“观点竞争法”(competition of ideas approach)、“线性协作法”(linear and collaborative approach)和战略基础演习等科学的方法,确保各种有价值的观点都能得到表达和验证的机会,从而尽可能避免构建过程及其结果出现严重片面性和重大缺陷。

新海上战略制定的运作步骤

新海上战略的整个构建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6年8月-2007年1月。这个阶段主要在海军战争学院展开。在此阶段,海军战争学院举行了多次工作组会议和研讨会,对战略环境进行评估,并提出了多种备选方案。2007年1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和一名教授,向海上战略执行委员会汇报了5个“海上战略备选方案”。海上战略执行委员会指示海军战争学院继续完善全部5个方案,并于3月再次汇报研究成果。期间,海军战争学院对这些方案进行了多次模拟验证。

第二阶段:2007年3月-6月。在此阶段,海军战争学院指定学术团队充实5个备选方案,每两周向海上战略特别工作组汇报进展情况。5个备选方案分别是:方案A——热点战略,要求在阿拉伯海和东北亚部署强大的能赢得战争的能力;方案B——以兵力结构为导向的战略,要求高端兵力在东北亚同反进入能力作战,低端兵力用于长期战争和其他地方的参与;方案C——近海均衡战略,要求美国海军的前沿部署部队只部署在波斯湾,其余海军部队“集结”于领海水域;方案D——防止战争战略,把防止战争提高到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的地位;方案E——全球体系战略,确保全球公共水域的安全作为维护全球体系健康运转的关键因素。[8]

在3月召开的海上战略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方案B和方案C被排除,由核心小组就其余三个方案在本军种征求意见,海军战争学院的工作就此结束。此后,新海上战略构建工作转入“行动环节”。在此环节中,核心小组请所有中将和上将及其参谋人员对三个方案进行了两轮评估,核心小组则根据反馈意见完善方案。在两轮评估结束后,核心小组对三个方案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个海上战略的基本框架,并仅向上将军官征求了意见,达成共识后提交给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后者采纳了这个框架。

第三阶段:2007年6月-10月。在此阶段,海上战略的拟制工作完全由核心小组根据各军种领导批准的基本框架完成。该阶段的工作同样仅征求了上将军官的意见,经过几易其稿后,海上战略文件得到各军种首长签署并发布。

2007年12月,新任海军作战部长拉夫黑德上将,就新海上战略一事出席了国会举行的听证会,指出海军将针对实施新海上战略,制定新的“海军行动概念”和战略规划。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一、关于航母的争议一直存在

一、敏锐把握重大历史关口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紧跟时代的首要关键

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都发生在重大历史关口时期,既是美国国家发展的战略性“十字路口”,也是美国海军发展的决定性“重要关口”。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敏锐地认清并及时把握“关节”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挑战,选择既适应国家需求、又切合海军实际的正确道路,是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是战略选择紧跟时代步伐的首要关键。

相比而言,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络,牢牢抓住了历史转折时期的机遇,及时作为,迅捷主动地实施了战略选择。而第一次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就没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严重的被动性,几乎是被逼迫着进行战略转变,这也注定了其战略选择进程的漫长而曲折。

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手工业时代向机械化时代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关口,以战略理论家马汉为代表的美国海军非常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海军摆脱落后、崛起强盛的战略机遇期。他们认为战略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当时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非常稳定,不存在大的战略威胁和挑战,这为海军提供了宽松的战略环境,便利于海军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调整。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列强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世界战略格局开始酝酿,这为美国海军投身海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其次,到19世纪末期,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三面环海、面向两洋的“大陆岛”国,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缘环境的变化,客观地改变了陆主海从的格局,提高了海洋在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为海军地位的提高创造了前提。第三,在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海军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美国的海军军事技术水平已经获得质的飞跃,有些领域还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这些都为海军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历史关口,美国海军高瞻远瞩,大力提倡海权论,鼓动海军主义,为海军的崛起造势,积极争取承担国家新赋予的战略使命任务,顺时而动,完成了战略选择。

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冷战两极战略格局结束、人类社会由工业化向信息化时代过渡的时期。美国政府敏锐地觉察到了世界格局的巨变和时代的变迁,迅速出台新的国家战略,调整国家战略重点。美国海军也深刻认识到海军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克服新生的挑战与威胁,主动实施新的战略调整。美国海军对战略形势有了比较明确和清醒的判断。首先,从安全环境来看,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衰微的俄罗斯短期内难以抗衡美国,而其他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难以威胁美国的战略地位,一时之间,美国没有了明确的战略威胁和挑战。冷战后,美国海军重新掌握了世界海洋的制海权,赢得了海军发展的良机。但另一方面,一些地区性威胁和以恐怖主义为首的非传统威胁浮出水面,这些威胁和挑战非常复杂,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这就迫切要求海军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其次,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大量、广泛地应用于军事领域,掀起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在这一浪潮中,美军处于“领头羊”的主导地位,而海军必须抢占先机,及早适应信息技术的变革,在全军甚至全球海军中继续确保绝对优势。基于对冷战后战略环境的判断,美国海军站在时代的前沿,前瞻式地主动更新战略概念,不断塑造新的战略手段和战略途径,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战略调整,战略调整完成后,及时出台综合性的新海上战略,带领海军走上了新的战略征程。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争取独立和维持生存时期。当时,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极为恶劣,欧洲强权国家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地位,甚至生存,美国自身力量又十分弱小,难以获取战略空间。在这种历史关口,美国决策层围绕着要不要海军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海军被排斥在决策主体之外,根本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只能被动地应对历史关口的战略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在历经反复与磨难之后,美国决策层才最终达成了战略共识,确立了要建立小而精的海军力量,以近海防御为主,担负海洋方向的国土安全使命任务。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战争年代向和平年代转变、国际战略格局由多极化向两极体制转变和核时代来临的重大历史时期。在这一时代转折时期,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安全环境形成了长期的两极冷战对抗格局,美苏两极对抗的重点在欧洲。美国的战略对手苏联又是一个陆权色彩浓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美国安全战略的大陆性色彩,必然会提升陆军、空军在应对苏联威胁中的战略地位。海军如果不能瞬时而动,遭受排挤和打压是在所难免的。其次,核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日渐成熟。战后初期掌握核垄断的空军对海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海军顺应核时代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针对战略环境的巨变,美国海军应积极适应战略环境的变化,及早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积极实施战略调整,主动寻求新时代下海军的战略定位。但从实践来看,美国海军最初没有能主动地应对战略环境的巨变,没有能积极寻求海军发展与战略环境的理性平衡。美国海军继续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光之中,在理论上囿于马汉海权论,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加以更新,造成了战略理论滞后于时代需求的局面。美国海军丧失了战略选择的先机和主动权,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造成了战后初期海军发展的彷徨、无奈与挫折。到后来,美国海军才从“核革命”上打开了坚冰,开创了新的局面,初步稳定了海军的战略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重整军备的国家政策激励下,美国海军最终作出了适应核时代和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恢复和保持美国优势海军力量,采取“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夺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

通过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比较对照,可以看出国家发展的历史关口对海军至关重要。海军应当敏锐地把握重大历史关口,否则将导致战略选择的重大波折。

三、新海上战略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及创新

新海上战略实现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定位的最终确定,标志着面向21世纪战略选择的完成。新海上战略内容新颖,极具创新性,必将对未来海军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新海上战略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美国新海上战略,包括“序言、新时代的挑战、海上战略概念、战略实施和结论”五个部分组成,其中,“新时代的挑战、海上战略概念、战略实施”是核心的部分。概括起来,新海上战略主要作了新的威胁判断,论述了“一个基本观点”、“四大战略目标”、“六项战略使命”、“六种核心能力”和“三个实施重点”。

1.倡导合作的精神宗旨

在“新时代的挑战”部分中,提出了制定本战略的基本依据和应遵循的宗旨。该部分提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体系”的核心——海上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海洋利益的争夺、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移民、健康、教育、文化及冲突方式等的改变、日渐增多的跨国行为体和流氓国家、武器技术和信息的扩散、自然灾害、大众传媒”等复杂因素相互结合在一起。这些挑战和威胁实际上就是“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出笼的最基本依据。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不确定的未来,也迫使对海上力量的作用进行重新思考。由于威胁的全球性和复杂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资源为全部海域提供安全与保证。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将建构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以应对这些新兴威胁。”[9]这就确定了该战略的精神宗旨——“合作”,可以说,“合作”贯穿于该战略的始终,成为战略的精神宗旨。

2.强调“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的基本观点

该战略一再重申“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的重要观点,突出强调了“防止战争”的重要性,奠定了新海上战略的立论基础。新海上战略强调指出:“我们在防止战争方面的义务与保卫本土安全、赢得国家战争方面的义务同等重要。”“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甚至高于“遂行战争”的能力。这就将海军和平时期战略运用理论的重要性,明确地提升到了与战争运用理论同等重要的地位,比1986年的海上战略又进了一大步。

鉴于“防止战争”的重要性,“海上力量必须致力于决定性地赢得战争,同时加强防止战争、赢得同恐怖分子网络的长期斗争、对各种事件施加积极影响、减轻灾难影响的能力。”[10]“防止战争”必须从全球、地区和跨国的层面上来考虑,通过常规的、非常规的和核手段来实施。

3.确定“四大战略目标”

新海上战略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提出的目标为指导,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将实施各种类型的军事行动,明确了[11]海上军种(一体化的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构成的部队)的战略任务,是“确保美国免遭直接攻击、确保战略通道安全和保持全球行动自由、巩固现有的和新兴的同盟及伙伴关系并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4.提出“六项战略使命”

基于新时代的挑战和战略目标的需求,新海上战略提出了战略的核心部分——海上战略概念,这些概念指导和规范着海上力量的战略运用。海上战略概念部分提出了六项战略使命,分成两部分,各有三项使命。

第一部分:“地区性集中的、可信赖的作战实力”,侧重海上力量的战争运用。美国海军将把“可信赖的作战实力”继续部署在“西太平洋和阿拉伯湾/印度洋”地区,以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使其朋友和盟国相信美国海军将履行对地区安全的持续承诺、慑止和劝阻潜在的对手与对等的竞争者。这种作战实力可以有选择地和快速地重新部署,以应对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突发事件。

美国海军将确定这些部队的规模,并进行部署,以完成下列三项战略使命:“通过前沿部署的决定性海上力量,最大限度地限制地区冲突”;“慑止大国战争”,即“必须运用全部的国家力量来积极地慑止大国战争”;“打赢国家战争”,即充分发挥海上力量的区域海上控制、反进入、强行进入、向岸上力量投送和力量维持能力等,确保战争的胜利。

第二部分:“全球分布的、按任务编成的海上部队”,较侧重海上力量的非战争运用和和平行动,突出强调在非洲和西半球执行日益增加的和平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海上军种运用全球分散部署的部队,将会建立起一种全球的持久存在。这些分散部署的部队是按任务编成的,这种全球分布态势必然超越传统的部署区域,反映了从人道主义行动到愈来愈受到重视的反恐和非常规战争等所有的任务需求。美国的海上部队将作出调整以满足每一地理区独特的、并不断演变的需求,并经常与特种部队和其他跨部门伙伴实施联合行动。

全球分布的、按任务编成的海上部队,将承担以下三项战略使命:加强本土纵深防御,要“通过在尽可能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识别并消除威胁来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发展和保持同更多国际伙伴的合作关系”,要努力加强国内跨军种、跨部门的合作,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国际伙伴关系”;“在影响到全球体系之前,防止或遏制地区破坏”。通过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和同地区及全球伙伴建立互利关系等方式,海上力量致力于提升强化安全的框架,将破坏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5.发展“六种核心能力”

海上战略概念的顺利实施,要求海上军种要具有六种“扩展的核心能力”。一是继承和发展的“前沿存在”能力;二是提升的“威慑”能力,将其提到比赢得战争更可取的地位,要“通过常规的、非常规的和核手段来实施,有效的战区安全合作活动是延伸威慑的一种形式”;三是拓展的“海上控制”能力,要拥有控制“海域全空间的能力,包括太空和计算机空间能力”;四是继承的“力量投送”能力,确保“战略进入、向岸上投送力量和维持力量能力”,这是美国海上军种战斗力可靠性的基础;五是创新性的“海上安全”能力,维护海上安全的能力是消除战争以外所有威胁的关键,打击“非正规的跨国威胁,能保护我们国家,加强全球稳定,确保航行自由”;六是“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应对”,海上部队要充分发扬其内在的远征性独特优势,充当跨部门行动和多国行动的先锋。

海上军种部队能遂行多种使命任务,但以上的六种能力,是美国海上力量的核心能力,是完成多重使命、落实战略运用的基本能力手段。这六大能力,有的是对冷战后海军战略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前沿存在”能力、“力量投送”能力;有的是在弱化后进一步提升的战略能力,比如“威慑”能力和“海上控制”能力;有的则是创新,比如,“海上安全”能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应对”能力。这些战略能力的提升和创新,反映了对和平时期防止战争及建立伙伴关系等活动的日益重视。

6.突出“三个实施重点”

支持本战略的具体倡议,必须在海上军种高层领导人的定期监督和统一指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将其转化为成果,从而推动战略的实施。以下三个方面必须给予优先关注:

一是“加强一体化及互通性”。首先,“海上军种必须——也将会——齐心协力、团结如一”;其次,加强美国海上军种与“拥有不同科技水平的多国伙伴间的互通性”;最后,要注重强化“各军种总部参谋机构之间的高度协同”。这一优先加强的领域实际上是贯彻落实“合作”宗旨的具体体现和基本指南,指明了美国海上力量发展的大方向。

二是“加强感知”。这是贯彻《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具体反映。首先,必须“提高海域感知能力和扩展情报、监视、侦查能力…致力于加强信息共享”,这是提高效能的根基所在;其次,运用“强有力的信息保障措施来提高信息安全的能力”;第三,加强感知,必须要创新手段和方法,以“识破敌人的企图、洞悉其能力与弱点。”

三是“让我们的军人做好准备”。首先,一体化团队的行动,需要增进军种或部门之间对各自能力和文化的相互了解,因此,要相应地要“加强职业发展和部队训练。”第二,要“通过扩展的训练、教育和交流倡议,来增进地区和文化的专门知识”,加强“同国际社会成功合作”的能力。

新海上战略的主要意义及重大创新

  1. 新海上战略的主要意义

新海上战略的出台,标志着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完成。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对战略环境的变化异常敏感,主动作为,充分发挥了海军统帅机关的组织效用,有步骤、分阶段地稳步推进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通过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战略理论体系,为新海上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力量基础。新海上战略宣告了美国海军战略定位的最终实现,成为美国海军战略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

新海上战略的出台,实现了海军内部的统一,必将对美国海军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历经数次战略选择,美国海军充分认识到及早确定战略的重要性,因为海军战略事关海军的全局,是赢得战略主动的重中之重。新海上战略是在广泛吸纳海军内部意见的基础上达成的战略共识,取得了海军内部的广泛认同,为海军遂行全局性的战略调整提供了战略支撑。新海上战略赋予了海军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是海军参加国会听证、争取支持的重要法宝,同时也是教育民众、赢得最大公众舆论度的重要载体。

新海上战略强调要继续维持原来的联盟体系,同时拓展合作范围,力求发挥最大的效益。美国海军要通过“全球海上伙伴关系倡议”,“寻求一种促进海上安全的合作方法”。这实际上表明美国海军要搞全球资源联盟,借“它山之石”,让海军更多地介入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美国海军在维护美国霸权利益方面必将变得更为激进、更为活跃、更为卖力,也必将对世界形势产生重大影响。这也表明了美国海军极力改造冷战期间以战为主的霸权型海军,力图打造一支以“和平合作”为幌子的主导型海军力量,积极发挥美国海军的核心领导作用,运用全球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和手段,通过控制全球体系的方式,达成控制世界海洋,进而控制全球的政治目的。

2.新海上战略的重大创新

新海上战略实现了众多创新,这些创新赋予了该战略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它们主要表现在:

第一,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1986年海上战略的定位,是“美国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将海上战略提高到国家军事战略的高度,比军种的“海军战略”要高出一筹。在制定新战略时,美国海军就十分强调“海上战略必须服从长期的大战略”,要求能“在未来20年或更长时间内指导海军”。美国海军针对未来国家安全战略难以预测的问题,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假定未来政府4种不同的、可能的战略走向,在战略对抗演习中组成4个美国团队。这4个团队分别代表4种大战略走向:“优势”战略、“选择参与”战略、“合作安全”战略和“近海平衡” 战略[12]。通过战略基础演习,4个美国团队发现,保护现有的全球贸易体系和安全体系,既为新海上战略、也为把全世界所有地区连接起来的“智力粘合剂”,提供了环境。因此,全球体系的安全和防御概念在海上战略文件中地位突出。而且,更为革命性的是,它不仅为海上战略提供了基础,而且也为不针对特定国家或威胁的、积极的国家大战略提供了基础,它为未来政府提供了大战略防御态势的机会,也将自己与国家安全战略挂钩,强调该战略是所有国家级战略的“海上部分”,进一步提升了海上战略的地位。

正因为海上战略的定位提升,也大大提升了新海上战略目标。新海上战略一再强调要“在全球范围内动用海上力量以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实现持久的国家战略目标”;甚至还要“同其他国家一起促进全球的安全和繁荣”。这些战略目标是极为高远的,已经将战略目标同国家战略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提升战略定位的做法,还对战略制定的过程和最终结果的性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海军一直被兵力结构的争论困扰着,如果对话继续停留在兵力结构层次上,就无法找到解决的方法。因此,在战略筹划的过程中,禁止任何关于兵力结构的讨论。这就推动了海军新层次上的对话,达成了新的战略共识,也提高了海军战略的理性层次。

第二,战略宗旨凸显合作。新海上战略,是由主管信息、计划和战略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参谋机构的一些军官会同民间学者及组织团队共同制定的,因此该战略的制定本身就是合作的结果。新海上战略始终贯穿着“合作”的精神宗旨,所以,该战略被命名为“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

首先,从海上力量构成来看,美国海军首次实现了海上军事力量的战略合作。传统的“海上力量”专指海军,甚至几年前提出的“21世纪海上力量”也是如此。但新海上战略中界定的海上力量,则是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三大海上军种,由它们共同组成海上部队,作为海上力量的主体和核心。因此,本战略首先是三大海上军种之间的合作,既是三方合作的成果,也是指导三方行动的指南。

其次,拓展跨军种、跨部门的合作。该战略强调的合作,不但包括海上军种间的合作,还拓展到同其他军种和民政部门间的合作。在“战略实施优先领域”部分中,该战略一再强调,海上军种要加强与其他军种的互通和相互了解;同时,针对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海上军种还要同民政部门加强合作,以应对各种复杂的挑战。

最后,要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新战略“强调要设法把海上力量同其他形式的国家力量以及我们朋友和盟国的力量整合起来”,继续维持原来的联盟体系,同时拓展合作范围,力求发挥最大的效益。因为美国的安全、繁荣与巨大的利益和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和平的全球体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海上力量应当在一个开放的多极环境中,与他国加强合作,保持集体安全,保护国家利益。美国海军指出要通过“全球海上伙伴关系倡议”,“寻求一种促进海上安全的合作方法”。

第三,战略谋略更为高超。新海上战略的战略谋略程度进一步提升,超越了单纯的战争谋划。

一是突出“防止战争”的功效。美国的新海上战略与以前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一改以往总是以海上作战为中心,注重战争运用的老套做法,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甚至进而指出“与赢得战争相比,防止战争更为可取”,这就侧重了海军“防止战争”的战略功能。新海上战略强调美国海军不仅要维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前沿存在、威慑能力、制海权及战力投射能力等核心能力,还要加强在打击恐怖主义、人道援助和确保运输线安全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也就是说,新海上战略把非战争运用第一次当作了战略谋划的重点。这是美国海军为适应全球化、多极化等国际战略形势新变化的需要,作出的一次重大战略转折,它反映了美国海军战略的最新动向,彰显了战略谋略的提升。

二是战略谋略的“欺骗性”。新海上战略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该战略用词貌似平和,一再强调,通过“合作”和“集体安全”活动的方式,维护“全球体系”,好像美国放弃了一国控制世界海洋的野心,让他国产生错觉,麻痹大意。但实质上,是以“合作”和“非战争”的外衣为掩护,利用他国海军资源,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美国海军不要用武力直接露骨地去控制海洋,只要在全球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控制全球体系的方式控制海洋、进而控制全球。

第四,战略途径更为平衡。新海上战略主张“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全球部署态势,即全球分散部署的、按任务编组的部队和地区性集结的、可信赖的作战力量相结合。这两种途径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实现了战略途径的平衡。

一方面,这种平衡继承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继续在西太平洋、印度洋和波斯湾等热点地区保持集中的前沿存在,以应对大国威胁,纠正了长期以来注重“地区性”挑战的偏颇,这种偏颇忽视了海上控制能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种平衡适应了全球化形势下复杂海上安全环境的需要,海上军种运用分散部署的部队,力图建立起一种全球的持久存在,尤其注重在非洲和西半球执行日益增加的和平行动。这种全球分布态势必然超越传统的部署区域,反映了从人道主义行动到愈来愈受到重视的反恐和非常规战争等所有的任务需求。海上部队将作出调整以满足每一地区独特的、并不断演变的需求,并经常与特种部队和其他跨部门伙伴实施联合行动。


[1] 马伦在美国海军战略论坛上的讲话,.

[2] 马伦在美国海军战略论坛上的讲话,.

[3]

[4] [美]小约翰·摩尔中将 查尔斯·马尔托里奥少将:“千舰海军”:全球海上网络,《美国海军学会会报》2005年11月号。

[5] .

[6] 马伦在美国海军战略论坛上的讲话,.

[7] 史常勇主编:《当代外国海军战略及其构建》,海潮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6-9页。

[8] [美]罗伯特·C·鲁贝尔,新海上战略——战略制定的来龙去脉,《海军战争学院评论》2008年春季刊。

[9]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10]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11]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12] [美]罗伯特·C·鲁贝尔,新海上战略——战略制定的来龙去脉,《海军战争学院评论》2008年春季刊。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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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发展已有百年史,成为海军主力战舰也已有70年多年的历史。然而,人们对航母的争论,自其问世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航母的争论可以分为“前航母作战”和“航母作战”两个时期。

二、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始终如一的根本原则

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进行战略选择的根本导向和牵引。只有国家利益需求发生了变化,才有可能引发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否则海军战略选择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可以说,国家利益需求是海军战略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海军战略选择的根本依据。

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家利益需求也会动态地发展演变的,这必然要求海军进行相应的战略选择。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的时期,都是国家利益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和调整的时期,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提出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目标,内在地要求和推动海军选择相应的战略,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孤立主义战略逐步确立时期。孤立主义战略非常具有策略性,它的核心逻辑思路是以最小的政治和军事成本赢得最大的安全红利。当时,美国贫弱不堪、力量弱小,而且欧洲强国对新生的美国虎视眈眈,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与发展。当时的国家利益需求是捍卫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不卷入欧洲事务,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着眼自我发展,加快国家整合。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海军应当宏观地系统分析这些要素,积极有效地说服上层领导,及早统一对海军的认识,以建立小型的近海防御力量为目标来筹建海军的发展规划,最佳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扭转被动局面,掌握一定的战略主动,缩短战略选择的进程,减少波折和磨难。而第一任海军部长乔治·斯托德特却异想天开地提出发展战列舰主力舰队的远景规划,完全脱离了国家利益的根本需求。可想而知,这一远景规划一提出,迅即遭到了无情的抨击和打压,以迅速的流产而告终。可以说,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提高海军的战略地位,反而进一步加剧了部分高层对海军的疑虑,使海军发展进程更加步履维艰。斯托德特提出的规划流产后,美国海军再也没有提出像样的规划,更没有提出鲜明的战略主张,无法满足国家利益需求,这就注定了战略选择进程的曲折和反复。

美国海军的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逐步突破了孤立主义战略的束缚,确立了“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国家战略。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促使美国突破美洲大陆的限制,开始把战略视野放眼海外。美国的国家利益需求也跟着得以拓展,因此,海外殖民和海外扩张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需求。在这一战略需求的牵引下,美国海军在马汉海权论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军事力量急先锋,开始了根本的转型。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为美国决策层广泛接受,并迅速地转化成海军政策和实践,顺利地实现了由用于劫掠贸易和沿海防御的舰队向远洋海军的彻底转变。美国海军最终确定了建设面向远洋、扩张海外利益的优势舰队力量,奉行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

美国海军的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逐步确立和深化全球战略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政治、军事野心日益膨胀,妄图称霸世界。美国认为,对其称霸世界构成威胁最大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期间,美国战略的核心是推行对苏联的“遏制”。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迫切要求海军进行新的战略选择。在这一时期,美国海军最初没有及时地适应战略需求的新变化,进行海军战略全局的调整,导致了美国海军历经挑战和磨难。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最终完成了适应冷战格局的战略选择,确立了加强和保持绝对优势舰队力量,奉行“前沿进攻”的海军战略,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战胜苏联独霸世界的国家利益需求。

美国海军的第四次战略选择时期是美国企图奉行“单极主义”的国家战略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极力维护单极独霸的战略格局,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可以说,单极独霸世界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共识。但冷战后,由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挑战和制约,美国对威胁的判断处于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的发展演变之中。冷战后,最初美国发布的国家战略文本,主要是将焦点对准了地区性挑战和威胁。“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一时之间又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时任小布什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指出:“此时此刻与1945-1947年那个时期相似,那是遏制政策形成的时期。今天国际政治的结构板块已经变化。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1]小布什总统极力构筑一个以反恐战争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为基本支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单极世界体系国家战略。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战略目标是确定的,但要应对的威胁和挑战是难以确定的。这一新的利益需求必然要求海军相应地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自己的战略概念,彻底改变基于“威胁”的战略模式,建立基于“能力”的战略模式,既能满足长久战略的需求,又能灵活应对各种复杂的威胁。冷战后,美国海军及时更新战略概念,奠定了新战略出台的基石。2007年10月新海上战略出台。美国海军确立了建设新型的全能型优势海军力量,力图发挥核心的领导作用,主导全球海上力量运用,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美国国家利益。

总的来看,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都是以国家利益需求为根本依据的。美国海军能够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及时实施战略转变的,战略选择的进程就比较顺利和稳健,反之则非常曲折和被动。可见,服从国家利益需求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不可改变的根本原则。

“前航母作战”时期

三、自觉创新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先导牵引

战略选择是客观决定与主观能动相互推动的结果。客观决定只是提供了战略选择的条件和可能性,如果海军不能主动作为,不能敏锐并及时地应对,那战略选择的进程必然是荆棘丛生,险象环生,充满曲折,海军也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因此,海军自觉创新战略理论,增强战略选择的理性和主动性,在战略理论的指导下主动作为,是遂行战略选择最强有力的先导和牵引。

综观美国海军的四次战略选择,海军战略理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第二次和第四次战略选择中,表现尤为突出。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所以是主动的战略选择,关键在于战略理论发挥了先导和核心作用。应时、应运而生的马汉海权论,客观而深刻地论述了美国要成为海上强国的原因及其所需的条件;美国不仅要拥有保卫海岸线安全的力量,更要拥有一支能在世界大洋范围内运用的大洋舰队;美国还需要拥有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一条穿越中美洲的运河。马汉的海权论,阐述了新形势下科学的海洋观、海军观和海战观,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结束了长期以来美国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状况,对民众、海军和国家决策层都发挥了重大的理论导向作用。首先,马汉的海权论将海军力量的崛起与美国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海军可以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从而使这一理论及时为美国决策层所接受,转化为国家的战略行动,为海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也大大提高了海军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了战略选择的环环递进,顺利发展。其次,马汉的海权论不但结束了美国海军长期没有战略理论的局面,而且很快取得了海军内部的广泛共识,指导海军进行全方位、大纵深的全面转型,牵引海军由内向型的大陆海军转型为外向型的大洋海军,指导海军确立了优势舰队力量的思想,确立了攻势作战、集中使用、内线作战和舰队决战等战略原则。可以说,马汉的海权论全面奠定了美国海军的战略理论基石,这是美国海军彻底转型的关键所在,也为美国海军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可资借鉴的理论武器。第三,马汉的海权论不仅面向决策层和海军内部,同时也是面向公众的“舆论播种机”。马汉的海权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和流通,扭转了长期以来美国民众漠视海洋作用的思想惯性,培植和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海洋观;扭转了长期以来民众贬低海军的传统,重新塑造了国民的海军情结,为海军的大发展塑造了良性的氛围和战略动力。毫无疑问,马汉的海权论是美国海军第二次战略选择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第四次战略选择是更为积极主动的战略选择,不断更新的战略理论发挥了思想统领的先导作用,确保了海军战略选择的顺利实施。冷战后,美国海军面临的战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战略需求促动海军积极调整战略概念。相比于第二次战略选择,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出现马汉式的划时代的海军战略理论家,但是海军的决策机制却主动地组织力量,以组织的形式来积极酝酿和更新海军的战略理论,同时美国海军激励广大官兵积极参与学术理论研讨,营造创新战略理论的氛围。这样就进一步缩短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周期。马汉时期,先是海军战略理论家提出系统的战略理论,接着为海军乃至国家决策层所接受,然后转化为海军的战略决策。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直接承担了战略理论生成的“孵化器”,同时将战略理论转变为战略决策,这就促使了战略理论更新进程的及时和迅捷。

冷战后,美国海军适时制定、更新战略概念。1992年颁布的“……从海上”决定了未来海军的发展方向。1994年的“前沿存在……从海上”强调了“前沿存在”的战略重要性,为新的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9·11”事件后,“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的迅速出台,主要解决了未来新型海军的战略能力问题。经过三个阶段性战略调整之后,美国海军及时启动了新海上战略的制定。美国海军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纳国内外各方的观点,依托核心团队和组织机构,稳健有序地制定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对未来建设以强调国际合作、强调运用“软实力”为主的主导型新海军,起到了强有力的理论先导和牵引作用。

由此可见,完备科学的战略理论是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强大思想动力和战略支撑,是海军能发挥战略主动的关键。而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则是导致战略选择呈现出被动性和迟滞性的主要原因,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教训之一。在第一次战略选择和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战略理论的缺失与陈旧是极为突出的。

第一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海军军人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圈之外,缺乏战略筹划的平台。美国海军主要局限于日常和战术层面的活动,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驾驭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造成了海军战略理论缺失的严重弊端,导致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丧失了战略主动,完全被动地沦为政治家和国家决策层随意玩弄的政治“皮球”。当时,由于海军没有自己的战略理论,不断更替的政府的海军政策彻底主导了海军的走向和未来。因此,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战略选择的进程漫长而被动,海军发展的波折与灾难。

第三次战略选择时期,美国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客观要求海军适时更新战略理论。早在1954年,哈佛大学着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曾告诫过美国海军,及早适应冷战的战略格局。他认为,海军必须超越马汉学说,把理论重点从蓝水转向欧亚大陆,进而解决危机,也证明自己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是“灵活机动和富有活力的”。[2]虽然亨廷顿对海军提出了前瞻性的警示,但海军当局并没有给予重视,继续迷恋于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迷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的辉煌和强大地位,没有及时进行战略理论的创新,造成了观念严重滞后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方向不明确,应变不灵活,丧失了战略主动。直到里根时期,莱曼海军部长大力重建海军战略,才最终解决了这一战略选择问题。可见,即便战略理论比较健全,但战略理论体系陈旧,没有及时地予以更新,也会带来海军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不断创新海军战略理论是美国海军实施战略选择的核心与关键所在,这也是美国海军掌握主动、顺利实施战略选择的最强有力牵引。

所谓“前航母作战”时期,指航母未经实战考验的历史时期,即从1918年世界首艘全通甲板航母“百眼巨人”号出现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航母成为海战主力舰为止。这个时期人们对航母价值的批评仍然处于理论层面。

四、主动发挥海军决策机构的关键作用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高效有力的组织保障

战略选择主体是战略选择的决定者和实施者,直接决定和引导着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与结果。美国是所谓的民主制国家,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随着历史的演变,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也不断发展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主要有国会、总统制政府和海军部等。从大的方面来看,国会和政府是战略选择的上层主体,因为国会拥有宣战权和财政大权,总统则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对海军的发展具有决策权。美国海军决策机构显然位于选择主体的下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不断发展,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浮出水面,成为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中层主体。从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主体的构成来看,以海军部为首的海军决策机构处于选择主体的底端,但它是海军全局的直接把握者,是海军战略选择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影响上层、争取战略主动的组织核心,是战略选择流程中的关键所在。从选择主体的角度来看,美国海军战略是选择主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纵观美国海军历次战略选择,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制的完善程度及主动作为的力度,是在战略选择主体组织群的斗争中,争取主动,力保胜出的组织保障。

在第一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特别是海军官兵基本上被排除在战略决策层之外。海军部组建之前,海军从属于陆军,只是一个临时性、应急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海上民兵”,海军完全是国会和政府任意决策的对象,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因此,海军的解散也就在所难免了。海军部组建之后,海军部成为海军的代言机构,但深囿于军队威胁论的思潮,美国上层对海军的敌视程度很高,因此采取文官治军的原则,文官控制了海军的大政方针问题。而且,当时的海军部文官质量低下,难以成为美国海军忠实代表,往往成为政党政治和国会的“政治玩物”。由于海军决策机构还比较稚嫩,又不健全,难以代表海军的根本利益,不能据理力争地证明海军的地位作用,无奈地在政治的斗争中“随波逐流”,丧失了战略主动,所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军战略选择的曲折进程。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的决策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比于第一次战略选择,海军军人影响和参与决策的程度有了大幅的提升。海军军官成为海军部各局的主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海军部的决策。美西战争时期,以马汉为首的三位海军军官组成的战争委员会,负责向海军部长提供战略战术上的建议,进一步提升了海军军人的地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曾直接聘用马汉为军事顾问,并多次提议在海军部内设立海军作战部,为海军战略地位的上升奠定了基础。到1915年海军作战部最终设立,进一步提高了海军的决策机构,使海军部内有了海军军方的代言人,大大健全了海军决策机构的海军化程度,为以后的战略选择奠定了组织基础。此时,海军部深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积极作为,向政府和国会提出发展海军的宏伟计划,大部分计划都得到了落实。第二次战略选择时期,海军决策机构海军化程度的提高和战略决策机构的主动作为,为顺利实施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第三次战略选择中,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地位相对有所下降。权力日益加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战略选择的中层主体,战略选择主体的纵深进一步拉大,海军战略决策机构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一变化是不可变更的客观实际,海军只能更加主动地加以积极适应。遗憾的是,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海军决策机构却长期滞留于低层次的财政拨款、兵力结构等问题,弱化了战略视野,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主动作为以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层,导致了第三次战略选择的波折和磨难。一直到莱曼出任海军部长之后,海军部才取得了战略主动,并组建了战略研究小组等专门的机构,为不断吸纳下层的建议开辟了途径和渠道,并以官方的形式颁布了美国海军第一份海上战略,争取到了政府和国会的支持,获取了战略主动,赢得了海军的复兴。

对美国海军四次战略选择进行纵向比较,第四次战略选择最为稳健、有序和顺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海军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决策机制和机制的不断革新。海军部和海军作战部充分发挥海军战略决策机制的统领作用,同时将海军学术机构、舰队和相关机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纵横兼备的团队,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海军决策机制敏锐应变,积极作为,及时出台适应新环境的战略理论,在这一方面,海军作战部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这是相比于莱曼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进一步凸显了海军军方在战略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冷战后,海军决策机制不断进行组织完善和机构整合,以提高决策机制的效能。美国海军战略决策机构的不断完善和积极作为,使海军的组织效能大大增强,为海军赢取战略选择的主动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总的来看,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与综合性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家决策层认可,海军决策机构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说,美国海军的战略决策机构历经演变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体制完备、功能健全、灵活应变的架构。这对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了战略选择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总之,海军决策机构是海军的组织核心与海军团体的代言人,海军决策机构的健全程度和作为能力对战略选择进程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1918年,英国皇家海军在一艘远洋客轮船体基础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全通甲板航母。其他海军强国紧随其后。1922年,美海军将一艘运煤船“木星”号改装成其第一艘航母“兰利”号。

五、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巧妙胜出的重要捷径

美国政府是通过政党政治的方式来运作的,这就注定了政党政治必然对海军的战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在特定时期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中,政党政治绝对性地支配了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与结果。联邦党是亲海军的政党,主张建设发展常备海军,而共和党是反海军的政党,反对建设常备海军。两党在海军政策上的截然分歧,直接导致了海军发展的大起大落和不稳定性。在联邦党执政时期,大力建设海军力量,海军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共和党上台后,又反过来极力否定联邦党的海军政策,大力缩减海军规模,致使海军面临崩溃和肢解的边缘。政党之争实质上是不同地区或不同集团的利益之争。当时的联邦党代表东北部沿海各州及工商业主的利益,共和党则代表内陆、南部各州及农场主的利益。可见,当时的政党之争带有极强的地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倾向。在严峻的政党斗争下,美国海军拿不出证明自己战略地位的理论依据,缺乏应对政党政治斗争的策略,无法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长期以来,美国海军只能沦为两党政治的牺牲品,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教训。

在第二次战略选择初期,两党政治还是制约美国海军发展的重要战略因素,也赋予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巨大变数。但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和感召之下,秉承了原共和党海军政策的民主党改变了自己顽固的反海军传统,使美国海军战略选择基本超越了政党政治的“顽症”,两大政党对海军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战略共识,这才确保了战略转型稳步有序地推进。

在冷战后期的卡特政府时期,政党政治再一次浮现出来,对海军战略选择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主党人的卡特总统上台后,大力否定前任共和党政府的海军政策,极力贬低海军的战略地位,企图将海军削弱为辅助性、支援性军种,引发了海军地位的大辩论。共和党人里根上台后,否定了卡特政府的海军政策,大力恢复海军优势,重新筹划海军的战略运用,最终确定了冷战期间海军的战略地位,完成了战略选择。

冷战后,美国新海上战略的构建过程中,高度重视政党政治的沿革。美国海军极力将新海上战略置于两党政治之外,从国家战略的稳定需求出发来筹划稳定的海军战略,使新海上战略既适应当时共和党政府,又能迎合即将上台执政的民主党政府,从而确保了新海上战略的持久稳固。美国海军的这一做法,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谋略。可见,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中,是否高度重视政党斗争会对战略选择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任何国家都永远不可能存在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所有的国家安全需求,也就说,用于防务的财政开支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财政开支在不同军种之间分配,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严重干扰军种的战略选择进程。在美国海军战略选择中,军种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制约其进程的又一重要因素。海军学会妥善处理军种之争是海军必须面对和处理的又一重大战略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海军是脱胎于陆军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海军部成立之前,海军事务是由陆军部主管的,是受大陆军主义严重制约的。当时的陆军极力垄断和维持自己的利益,防止海军从中“分羹”。在这种状况下,海军的发展缺乏稳定性,呈现出起落不定的局面。往往是在海上利益遭受劫掠的压力下,海军才能获得暂时的重视,威胁一旦消除,削减海军开支的“利斧”随之而来。相对而言,陆军的地位是比较稳定的,经历的波折和起伏非常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种之间的竞争呈现出白热化的状态。陆军和新兴的空军都将矛头指向了海军,特别是一度掌握核垄断的空军,他们大力鼓吹“海军无用论”和“核武器至上论”,极力贬低甚至企图肢解美国海军。这个时期,美国海军的生存再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海军只能被动应对,疲于奔命。在这种形势下,亲空军的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坚信在核条件下,海军的“战斗生涯已经结束”,海军只能担负支援性的辅助任务,不能再是一个战略性军种了。他一上台,就大力推行大规模削减海军的计划,结果引发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在这种恶劣的军种竞争的环境下,美国海军主要围绕着预算分配问题同其他军种进行激烈的斗争,难以理性考虑和运筹海军的战略问题,这就严重迟滞了美国海军冷战期间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期出台的海上战略,主动提出要和其他军种联合,巧妙地淡化了军种竞争的问题。海上战略提出该战略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海上部分,既将海军战略提高到了军事战略的高度,也大大减弱了其他军种对海军的抨击,保障了海上战略的顺利通过和实施。

到冷战后期,美国为了克服军种间的不良竞争,于1986年颁布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奠定了联合作战的法律至尊地位,极大程度上控制了军种间的不良竞争,将各军种共同引向联合作战的高度。冷战后,联合作战条令和理论不断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军种间的分工与合作。因此,冷战后军种间的矛盾和斗争才没有冷战时期那么尖锐,那么突出。冷战后,美国海军阶段性战略调整及新海上战略的出台,都充分强调了联合作战,较好地处理了军种关系,这也是战略选择顺利推进的重要原因。

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有力证明了,要消弭外在的阻力,确保战略选择的顺畅,必须高度重视政党及军种之争,处理好自身与其他诸方面的关系,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所揭示的又一条基本准则。

1920至1941年,人们围练着“空中力量如何应用于海上作战”展开了第一次航母价值大辩论。当时,陆基飞机已经在实战中得到印证,而航母舰载机尚未“抛头露面”。事实上,大多数海军理论家和指挥官都支持发展海军航空兵,争议的焦点在于新工具将发挥什么作用。据此可分为战列舰派、陆基飞机派和航母派。战列舰派认为,飞机航程短、速度慢、载弹量小,很难打击海上目标,航母航速慢,且缺乏武器和装甲,生存力差。因此,飞机只能用作侦察和校射。战列舰可以击毁毫无装甲防护的飞行甲板,其防御体系足以应对大部分空中打击。陆基飞机派认为,航空兵的未来属于陆基飞机,因为陆基飞机拥有更大的机身、更远的打击距离。航母派则分为进攻打击和空中控制两类。前者认为飞机是海军投送力量最有效的手段。后者认为,海战获胜的关键在于通过飞机夺取制空权。

六、力排错误思潮的干扰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避免滞误的先决条件

美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涌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潮,严重干扰和制约过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这些思潮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显现出极强的影响力和干扰作用,成为影响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在对待错误思潮方面,美国海军经受了许多的磨难,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1775-1815年期间,“军队威胁论”思潮是一股强大的势力,阻碍和制约着美国海军建立、重建与常备化的进程。美国海军长期屈从于这一思潮,没有主动地评估这一思潮,揭示这一思潮的问题和弊端,也未能说明建立海军的独特作用和特殊意义,海军只能在这场不对称的较量中,谨小慎微地活动,难以破除错误思潮对海军战略选择的精神禁锢。

第二次战略选择之前,传统的“大陆主义”思想在国家决策层和海军内部仍是强大的思想“顽症”,这直接导致了海军的严重倒退,使海军堕入新的低谷。一直到马汉海权论出台之前,这一落后的思想还是大有市场,制约着海军新的战略选择。因此,马汉海权论只有在彻底摧毁这一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扎根发展。马汉海权论的出台,深刻揭批了“大陆主义”的弊端,阐释了美国走向海外,走向大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将“大陆主义”这一思想逐出了历史舞台,确立了海权思想的稳固地位。第二次战略选择中,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举措,大力弱化了选择进程中的思想斗争,确保了战略选择的顺利推进,这是美国海军力排错误思潮干扰的重要经验。

冷战初期,“核武器至上论”和“海军无用论”两种错误思潮大肆泛滥,甚嚣尘上,严重地影响了美国战略决策层的判断力,严重干扰了美国民众的理性视听。针对危及海军生存的“海军无用论”,美国海军奋起抗击,甚至掀起了“海军将官造反”运动,但批判并不彻底,只是极力避免海军地位的下降,对国家决策层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以战争的实践暂时清除了这一错误的思潮。到20世纪70年代卡特政府时期,新的“海军无用论”再次蠢蠢欲动,威胁到海军的战略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海军对这一思潮缺乏本质的认识,关键是没有相应的理论来抗击这一思潮,对新形势下海军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缺乏应有的理论创新。

相对而言,美国海军对核武器作用地位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担心空军垄断核武器会进一步恶化海军的战略地位,于是指出核武器的局限性,反对核迷信。另一方面,极力适应核时代,大力推进海军的“核革命”。但是,从实践上来看,美国海军对“核武器至上论”的本质也认识不清,甚至也有随之起舞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揭开“核革命”序幕之时,美国海军在内部也推行“核至上”的政策,贬低和忽视了常规海军力量,没有及时更新常规海军力量,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常规海军力量颓废和陈旧的严重局面。到莱曼部长推行“600艘舰艇”海军时,才彻底改变了海军内部核常严重失衡的局面,基本实现了海军力量的核常兼备,保持核常平衡的态势。

总体而言,在战略选择的进程中,美国海军多次对错误思想认识不清,不能进行有效应对,造成战略选择的滞后,这是美国海军战略选择过程中的又一重大教训。


[1] 倪峰:“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及思考”,《当代世界》,2008年11月号。

[2] Samuel P. Huntington,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Transoceanic Navy,” U.S. Naval Institute Prrceedings , pp.483-93.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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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用舰载航空兵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列舰;1942年4月,美海军用航母搭载陆基轰炸机发动“杜利特尔突袭”;5月,用航母在珊瑚海阻滞日本南进的步伐;6月,用航母在中途岛附近海域决定性地击败了日本海军。至此,航母成为太平洋战场的核心手段。“航母作战时期”从此开始,分为三个阶段。

“战略和氢弹”挑战阶段

这个阶段开始于1942年,即核武器时代到来之前。1942至1965年间各种争论主要围绕“海基和陆基航空兵哪种更有价值”的问题展开。这两种航空兵本身就是二战期间空中力量发展演变的产物。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远程轰炸机向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在终止战争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战略核轰炸机能迅速而有效地终止冲突与战争,那么航母的作用就很小了。亚历山大·舍维尔斯基着有《空中制胜论》一书,强调陆基轰炸机可以携载原子弹这样的战略武器,向远程敌方目标投送强大的破坏力。航母舰载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海军航空兵支持者批评他无视舰载机战技术发展及传统轰炸战术缺陷的事实。

为了提高作战性能,美海军在二战后对航母进行了改装,发展出能够起降重型飞机的新一代航母。“美国”号的下马及“海军上将起义”事件的出现,表明各界对航母价值的巨大争议。然而,朝鲜战争对这种争议做出了答复。开战之初,美军在朝鲜半岛尚无可用空军基地,航母舰载机在空袭作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航母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对中国大陆进行了有效“威慑”。于是,美海军开始建造“福莱斯特”级大型航母,采用了三项新技术:斜角飞行甲板、蒸汽弹射器和光学着陆系统。这些创新增加了飞机出动率,显着提高了作战安全性。

尽管如此,氢弹的出现仍然给航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反对航母的论调再次“复兴”。很多人指出,氢弹爆炸足以摧毁整个航母舰队。但航母支持者很快指出:首先,在这样的战略轰炸面前,没有哪种武器不脆弱,这并不足以说明航母没有价值;其次,陆基轰炸机及其配套体系的成本丝毫不低于航母编队,且不如后者灵活。

“早期反介入”阶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航母主义者利用航母平台的局限性和反介入武器来批评航母的价值。他们首先根据喷气机战机取代螺旋桨战机的时代潮流,提出航母不足以支撑战场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舰载机,存在着空间困难。虽然“福莱斯特”级航母堪称“超级”,舰上空间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舰载机机体的增大,需要更多的燃油、更长的弹射起飞系统,也需要更多的人员,物资存储和人员生活对空间的需求会更大。

他们还指出,在有限战争中,廉价的反介入作战系统完全可以阻止航母进入敌方的水域。导弹武器则完全可以替代航母发挥作战效用。这些观点在随着的越南战争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和朝鲜战争一样,陆基空军基地尚未建立和完善的战争之初,航母舰载机仍然是主力,执行打击、空战和侦察等多种类型作战任务。这时,航母舰载机的航程已经与陆基飞机相当,且作战灵活性更胜一筹。航母电战机探测和干扰敌军雷达,极好地扮演了“力量倍增器”的角色。A-6“入侵者”攻击机甚至可以投送核重力炸弹,担负战略打击任务。越战结束时,美海军已经完全有能力执行空军的任何打击任务。为此,美国决定建造“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尽管纠结于航母的高昂成本,研究过多种替代性战舰的概念,但最终坚定不移走核动力航母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美海军航母数量一度扩大至15艘,冷战结束后保持了10至12艘的水平。

“现代”阶段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美海军航母在西南亚、台湾海峡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01年9月11日本土遭到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发动了代号为 “持久自由”的报复性作战行动。战役伊始,“卡尔•文森”号、“企业”号和“小鹰”号航母出动的作战飞行架次占到了总架次的72%。

冷战后人们对航母价值的怀疑有三点:成本考虑、大而无用以及生存危机。首先,随着航载机战术性能的发展,航母编队的成本不断上升,而“宙斯盾”作战系统和巡航导弹似乎可以分别担负舰队防空和远程打击的任务;其次,打低端冲突,航母编队大而无用,因为美海军没有强大对手,舰载机大都担负向岸兵火力投送的任务;最后,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系统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航母生存。特别是中国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美海军对此并无有效防御手段。

二、当下人们对核动力航母的疑虑

由于美海军在过去二三十年并无实质海战,人们对核动力核母的疑虑并未消失。和过去一样,对核动力航母的疑虑主要集中于两点:航母成本高昂,且存在明显的作战劣势。

高昂的成本

成本是各类武器装备发展的基本问题之一。航母也不例外。为了打赢战争,人们可以不惜代价,但如何增强物质上的“可承担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性价比”往往是焦点。航母这样庞大的武器系统更是如此。

美海军在发展“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非常重视成本节约,在设计阶段就采取了大约节约成本的措施,大幅降低了作战、维修及人员费用,使该级航母全寿命周期成本预计比“尼米兹”级航母少40亿美元。然而,作为一种采用了大量新技术的超级航母,首舰“吉拉德·福特”号,和最后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乔治·H·W·布什”号相比,总体采购成本将超出18%以上,达到近129亿美元。2002年,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要求美海军把最初为3艘核动力航母制定的“逐步推进”的技术改进措施,全部应用到“吉拉德·福特”号核动力航母。这是该级航母初期采购成本过高的重要推手。

成本过高引发了人们的两种担心。一是影响其它装备发展。有人提出,美海军在核动力航母投入巨额经费,会失去发展其它更重要力量的机会。这是航母发展的机会成本。他们认为,这样花钱,缺乏经济性,效率低下,且可能对整个舰队架构和作战效能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巨大的作战风险。在冲突中损失核动力航母,对整个国家来说都将是沉重的打击——意味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不过本报告认为,美国与对等或近对等的敌手开战,肯定会出现大量装备损失和人员伤亡,但这和航母的脆弱性无关。纵观历史,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即使面对重大风险和军事损失,也会果断使用军事力量。

作战脆弱性

如果对成本的忧虑源于自身,那么对生存力的担心则来自于外。近些年,潜在敌手持续提升远距离目标定位和打击能力,对航母和其他水面舰船形成巨大威胁。从目前舰载航空兵的作战距离看,航母打击大队完全处于敌军现代化反介入/区域拒止武器和传感器的覆盖范围之内。潜在敌军各类平台投射的远程反舰武器系统,均可对航母构成重大威胁。而现有的航母舰载机并不足以应对这种威胁。因此,如果运用舰载机联队的风险远远超出其作战效力的好处,那么持续采购装备这样的作战系统可能就值得怀疑了。

毫无疑问,从这种角度来看,航母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弱点,但联合部队的其它部分也存在这些弱点——特别是陆基系统。如果我们进行逆向思维,正是因为这种作战态势,航母航载航空兵的价值才进一步突显。问题在于为了确保联合部队做好准备,实施威慑和击败侵略,我们需要对航母打击大队进行重大改进。美海军必须要为系统性地使用航母打击大队发展新的概念和能力。

三、关于航母价值的基本结论

从历史看,航母百年史,就是不断克服作战挑战的历史。海基空中力量兼具力量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建立空中优势,夺取制海权来保障其它作战任务;可以提供关键的打击、空战和监视能力——联合部队其他单元面临对等或近对等威胁时很难提供这样的能力;整合了航母、舰载机、水面作战舰、潜艇以及后勤舰船形成强大的作战体系,为指挥官提供了灵活多样的选项。

从现实看,现代化的多种威胁正在不断发展之中。在最苛刻的战争想定下,充分发挥作战系统的效能乃至联合部队的整体效力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航母打击大队在国家利益需要之处,提供存在、威慑和战斗能力,从而起到关键的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起,航母打击大队一直是实施力量投送和海洋控制的有效手段。航母打击大队几乎参加了所有类型的海军行动。进入21世纪,航母打击大队的力量性、灵活性和实用性,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作战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新兴的威胁环境实际上使美国对航母的需求更迫切。核动力航母并无可行的替代品。没有哪种武器平台,可以像现在的核动力航母一样,能提供同等或更好的作战能力,满足从和平时期兵力存在到主要大国战争的各种类型军事行动需求。

联合部队需要海基空中力量实施打击、空战和监视行动。海基空中力量不仅是担负海军传统的海洋控制和力量投送任务的重要手段,也是联合部队其他组成部队夺取高端冲突胜利的关键促成因素。以大型核动力航母为核心的航母打击大队,仍然是提供海基空中力量、满足多种军事行动需求最有效的手段。然而,美海军必须要对核动力航母、舰载机联队和航母打击大队的一系列概念、能力和规模进行改进。

四、实践航母价值的新概念和新能力

综合所述,航母在现代高端战争中仍有巨大价值。但前提是美海军要从“将航母作为作战体系一部分”的角度出发,审视新的作战概念,并根据新的作战概念,开发运用新的能力。

新概念

第一,航母任务重点回归制海权。冷战结束以后,美海军航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舰载机实施对岸火力打击,而非在海上与强敌争夺制海权。面对可能发生的现代高端战争,美海军应认真研究未来对海洋控制的旺盛需求,充分调整其力量组合应对这些威胁。

第二,调整航母的作战使用方式。美海军要以追求“提供力量冲击波”的方式使用航母打击大队,而不只是停留在提供稳定支援的层面;要尽可能实施多艘航母一体化的作战行动,从条令、训练、演习和作战着手,让舰载航空兵的作战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非只是实施单一或聚合式的航母打击大队作战样式。

第三,运用海上力量一体化作战。美海军要发展“单一海军作战”,即加大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一体化行动的。特别是,要根据单一海军作战目标,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充分整合以实现作战目标,特别是要注重使用陆战队航空兵和两栖部队来满足海洋控制需求。

第四,海基能力和空海一体战。美海军应与其他军兵种一道,发展从固定式、前沿机动式、中继级驻泊基地实施作战的能力。美海军应与空军持续发展使用互补兵力的概念和能力,实施一体化作战行动,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威胁。

新能力

为了打赢现代高端战争,航母也要发展新能力,主要分为航母、舰载机联队、航母打击大队其他舰船、航母基础设施以及补给等多个方面。

首先是航母平台本身。随着技术、概念和需求的变化,美海军应定期评估航母的作用及相应的设计方案。近期而言,应提升航母打击大队在强电磁环境下作战的能力;应继续强化航母的被动和主动防御系统,改进航母阻止探测及提供保护的措施(主要涉及诱饵、干扰器、“水面舰船鱼雷防御”项目以及未来的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应提升航母遭到破坏后的快速修复能力,确保即使飞行甲板损坏或者发生电子战损伤,航母仍然能够发挥有效战力。

其次是舰载机联队。美海军应着力解决航母舰载机联队当前及预期的能力缺口问题。一般情况下,这就要求海军提升舰载机的打击距离,发展海上控制飞机,并研制新型弹药。美国防部及国会应该严格评估海军陆基及海基航空兵资产组合的效能。这一组合既包括适应环境较为宽松的陆基飞机,也包括适应环境对抗性强的海基飞机。

再次是编队内其他舰船。美海军应解决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及作战后勤部队在作战与后勤能力上的重大弱点;应提升水面作战舰建制内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此外,还应快速发展、试验及部署垂直发射系统的再装填能力。当前作战后勤部队相对于浩瀚太平洋中的对抗性作战行动来说,规模太小,且非常脆弱。美海军需要其他更具弹性及采用不同设计方案的作战后勤部队、后勤支援舰船及基础设施。

最后是造船工业和供应商。美海军应仔细审查参与航母及其编队舰船、飞机建造的工业基础设施和供应商。此外,美海军还应提升在紧张局势或冲突状态下保护关键部件制造商和舰船中心的能力。

五、结语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大甲板核动力航母仍然是提供航空兵最具作战效益和成本效益的手段。因此,美海军必须要提升航母打击大队和整个联合部队的作战潜力,就可能削弱航母打击大队作战效能的问题“对症下药”。毫无疑问,其中一些措施将会破坏现有的计划、程序和模式。然而,如果不这样做,不仅是航母,还包括联合部队其它单元,都将面临更大的作战风险。只有改变路线图,美海军才可以确保航母打击大队为联合部队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满足国家需要和未来作战需求。

[责任编辑:蒋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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