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的重建与常备化,美国海军首次战略选

1785年,美国海军的夭折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客观上促动美国上层思考海军重建问题。但是围绕着是否重建海军,海军要不要常备化问题,美国决策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益凸显为两党的政治斗争。

从1775年到1815年的40年期间,美国围绕着要不要海军和发展什么样的海军等战略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和战略选择,经过曲折的发展,最终才确立了常备海军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美国海军的首次战略选择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目前,各国在用的对潜通信仍然依赖低频电台对潜通信和极低频对潜通信,当今的主要军事大国都已部署了低频对潜通信系统,其中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对潜通信长波台就是其中之一,该台简称宫崎长信台,东经130°49′44″、北纬32°04′36″,日本称之为海上自卫队えびの送信所,位于宫崎县西南部えびの市坂元村的崇山峻岭之中,海拔高度650-860米,东南距宫崎县宫崎市约56千米、西南距鹿儿岛县雾岛市约36千米。

美国海军认识到战略选择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逐步推进,不断更新的。冷战后,美国海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阶段性战略调整,通过这种阶段性的战略调整来逐步完善和优化整体的战略选择,为21世纪美国海军到底应奉行什么样的新战略、建设什么样的新型海军进行了步步深入的探索,为战略选择的最终定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解散海军带来的系列问题

美国海军解散后,不但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海外贸易频遭破坏,甚至连国家中立地位都难以维持。

国家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

由于没有一支海军力量作为后盾,邦联时期美国遭受了一系列国家的羞辱。英国的军事力量威胁着美国的西北边疆安全,更制约着美国向西拓展国土的进程。西班牙也不承认美国对俄亥俄河以南任何领土的所有权,当然也不能迫使西班牙对美国开放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地区。美国也无法在进入欧洲国家的本土及其殖民地市场上取得优惠待遇。由于当时的美国既虚弱不堪又贫穷,而且没有海军力量作为同欧洲强国谈判的资本,因此不断遭受欧洲强国的凌辱。新生幼弱的美国在一个多半敌对的世界里,不得不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远离外部势力中心上。共和国希望有一点能够表明横渡大西洋能力的海军力量,改善极端脆弱的海岸线。

海外贸易频频遭受压制和劫掠

由于海外贸易从战乱以及背离英国航路所造成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同时由于大部分国内贸易也在沿海海面经营,因此,产生了建立海军保护海运的思想。

原来的殖民地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当时美国人把自己和别国人民的货物运到全世界,主要是在英帝国范围内的各个港口去销售,以其所得的收入来购买英国的进口货物。美国独立后,伦敦政府针对美国适用航海法,在经济上对美国进行压制和挤压,切断其往常的贸易渠道,致使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

独立后的美国不但受到欧洲国家的公然蔑视,甚至北非海岸上的4个巴巴利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也公然袭击美国的商船、扣押美国船员、索要高额的赎金和贡金。美国既没有海军来保护自己的贸易,又无力支付贡金,因此国家贸易和国家尊严一再受到海盗国家的挑战。早在1783年,谢菲尔德勋爵就认识到:“美国各州要在地中海进行非常自由的贸易,是不可能的,保护他们不受巴巴利国家的骚扰,不是任何一个海上列强的利益所在。……美国不能保护自己。……他们不能装作自己有一支海军。”[1]1784年,摩洛哥俘获了一艘美国商船,1795年阿尔及尔俘获了2艘美国船只。自此之后,北非海盗国家时断时续地袭扰美国的商船,破坏美国的贸易,一直到1815年战争结束后,随着地中海分舰队的建立,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彻底解决。

国家中立权不断遭受践踏

美国针对复杂的欧洲政治环境,希望保持中立,极力避免卷入到欧洲强国的纷争中去,但在海军力量后盾缺失的条件下,这一美好的愿望,只能是空谈。在18世纪末的法英争霸战争中,法国日益对美国的中立态度不满,授权私掠船和部分军舰在海上任意掠夺美国商船。从1796年10月到次年6月,法国共抓走了316艘美国商船,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延续3年之久的准战争。

同法国的矛盾刚得到暂时解决,同海上霸主英国的矛盾又日益加剧。由于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枢密院谕令,对法国控制的欧洲港口进行封锁,禁止中立国船只进入,这一政策对美国的打击最大,而且两国关系还由于英舰强征美国船员更加紧张起来。从1799年到1812年间,这样被强行抓去供他们奴役的美国水手达到10,000人之多。[2]因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悲叹道:“一个国家如果虚弱不堪,其中立的权利都是将会被剥夺的。”[3]

18世纪末19世纪初,北非海盗国家及法国、英国的挑战交织在一起,矛盾此起彼伏,这些矛盾能否克服,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家实体的确立;这些海上挑战,迫切要求发展相应的海军力量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但是,在要不要重建海军问题上,再次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股势力,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政党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一、战略选择的模式具有大陆性海军战略选择的共性

1775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美国海军的大陆性色彩非常浓厚,可以说是典型的大陆性海军。从地缘上来看,当时美国只有沿海13个州,既面向大洋,又背依大陆,这就客观地要求美国在发展上必须注重两个战略方向。从国家安全环境来看,当时美国既面临着来自海上的威胁,特别是英法两国的威胁,又要抵御来自内陆方向的威胁,特别是英国的威胁。因此,从美国独立战争海军初创开始,针对要不要常备海军的战略选择问题,美国形成了两种对抗的思潮和势力。这两股势力斗争的结果,直接决定了海军战略选择的模式是起伏不定的、海军战略定位也是不统一的。

综观世界大陆性海军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凡是大陆性海军发展的战略选择都带有波动性,经常大起大落,往往缺乏有力的理性指导。比如,与英国海军长达几个世纪争锋的法国海军,可谓是大陆性海军的典型。350年以来,法国海军经历了强盛和衰落的交替时期。每一强盛时期,通常与第一流政治家的特殊品格和坚强的意志有关。每一衰落时期,则与政治动荡或重大军事失败有关。比如,1660年,法国里黎塞留创建的海军被弗隆德消灭;1715年,科尔贝特的海军在七年战争后不复存在;七年战争后,在舒瓦瑟尔的强力措施下,法国海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威胁到英国海军的优势,但在1790年,法国大革命的“烈焰”却摧毁了一度强大的法国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海军舰队自沉于土伦军港,再次上演了历史的悲剧。俄罗斯海军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典型的特征,中国古代、近代海军也不例外。

创建初期的美国海军,在战略选择方面也没有摆脱这一规律,其发展呈现出艰难性、波动性和缺乏理论指导的特点,只不过是这一特点在美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图片 1图1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位置示意图1

一、第一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1992年9月,由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共同签署和发表了“……从海上——为21世纪筹建海军”的白皮书文件,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海军的作战目标、任务、方式和区域作了原则性的调整,也为未来15-20年美国海军力量建设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战略框架。第一次阶段性战略调整主要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初步明确了战略选择的大方向。

“……从海上”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1.宣布了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海上”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了战略定位。“……从海上”指出:“过去两年中,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也随之改变,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略重点也相应地改变了。……国家安全战略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战略已经从注重全球威胁转移到注重地区性挑战和机遇上来。……我们海军部队将是这一战略主要部分——战略威慑与防御、前沿存在、危机反应和部队重建——的完全参与者”。[1]

“……从海上”主动地适应国家安全战略,“注重地区性挑战和机遇”的要求。已经掌握世界大洋制海权的美国海军要重新规划海军部队,战略重点从控制大洋转到控制“沿海”和全球海岸线地区上来。具体来说,美国海军在战争准备、作战地域和作战样式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战略重点的全面转移。

在战争准备方面,从重点对付苏联的全球性威胁,转变为重点对付地区性挑战。这体现了冷战后第一个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对海军战略的指导。

在作战地域方面,从以远洋外海作战为主转变为以对沿海远征作战为主。“……从海上”白皮书把“沿海”定义为“由两部分战场空间组成,朝海方向:为支持岸上作战而必须控制的从海岸至公海的海域;朝陆方向:能获取海上支援和防护的从海岸向陆地延伸的地域”。[2]

在作战样式方面,从以海军对海军作战为主转变为以从海上向陆地展开联合作战为主。海军最基本的作战样式可分为两种,即海军对海军作战、海军对陆地作战。冷战时期,与苏联海军争夺制海权是美国海军主要作战任务,所以海军对海军的作战占据最重要地位。冷战后,美国海军成为海上“霸主”,拥有了大洋制海权;而且冷战后美国海军的主要对手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相对弱小的沿海防御型海军,所以美国海军的基本作战样式从海军对海军作战为主,转变为海军对陆地作战为主。

2.提出了海军的新方针

依据国家安全战略的需求,美国海军战略“由公海上的远洋作战转变为从海上的联合作战”。为适应这一根本转变,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国家提供“海军远征部队”、“为联合作战而编成”、“从海上进行前沿作战”、“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组织变动”。“海军将适时对危机作出反应,冲突过程中为联合行动提供最初的、‘行之有效’的能力,持续参与持久的行动。我们海军将成为训练有素的‘海—空—陆’团队的一员,以随时响应联合指挥官执行国家政策。”[3]

3.明确了需要提高的四种作战能力

“……从海上”指出,“为适应战略需求,我们必须建构一支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海军部队,这支部队必须高度灵活和强大以满足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4]苏联的消亡,使美国海军掌握了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海军世界大洋的控制权难以遇到挑战,这就要求美国海军重新规划海军部队,调整海军的力量结构,建设适应新环境的海军力量,发展海军新的作战能力。

根据海军的新方针,海军除了要拥有前沿部署、危机反应、战略威慑和海上运输等传统作战能力之外,还必须大力加强和发展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即指挥控制和监视能力、战场空间的控制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和力量持续能力。

“……从海上”的重要意义

“……从海上”对海军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为海军战略筹划提供了依据,为海军在国会活动提供了战略支撑,也为民间的防务分析家所赏识。“……从海上”的发表,为海军影响国家军事战略建构了基础。通过重新强调海军的远征作用,它取代了海上战略的理念,确立了冷战后海军的发展方向。它阐述了冷战后实现联合战略的需要,勾画了海军在联合行动中为完成任务所需的能力类型,提出要发展适当的海军战略和战术,与当时海军的战略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可见,“……从海上”完成了美国海军由冷战向冷战后战略重点的转变,初步明确了战略选择的大方向,对美国海军起到了指南和导向作用。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指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由此我们可以勾画出21世纪格局需求的海军力量。”[5]

二、有关海军是否重建的激烈争论

在1787年至1788年的制宪会议及批准宪法的斗争中,支持加强中央权力的国家主义者演化为联邦党;反对加强中央权力,要求分权的地方主义者逐渐演化为共和党。两党在是否创建海军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直接决定着海军的命运。

以联邦党人为核心的亲海军派的思想主张

1.海军是保障中央政府权力的必要工具

1787年制宪会议是美国海军政策演化的一个里程碑。联邦党认为,在新宪法中必须规定中央政府有权力在和平时期创建一支海军,并由总统担任总司令,这是维护中央政府正常运作和捍卫中央政府威信不可或缺的手段。

2.海军的重建有助于国家的整合

联邦党人认为,海军是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是消弭地区主义、提高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海军的设立将对美国的国内经济产生统一和刺激效应。每个地区不但受惠于海军力量显示和运用,也受惠于海军的发展,“为海军提供必需品方面每个地区都有特定的优势。”[4]南部各州出产优质的造船木材和海军军需品,中部各州盛产“优质的铁”,海员主要从北部各州招募,整个国家的联合力量所产生的动力将促进美国的团结和增强国家实力。[5]通过创建海军所带动的经济链条,可以将美国各地区有机地联系起来,增强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整体意识。

3.海军的重建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

联邦党人认为,海军不但能促进国内经济的联合,也能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汉密尔顿认为,诸如准入外国市场权、海洋运输贸易权、大西洋捕鱼权和密西西比河自由航行权等利益,都不是某些特定地区和区域所关注的目标,而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海军对于保护海上贸易、捕鲸、捕鱼和领海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汉密尔顿宣称:“海军保护对外贸易或海上贸易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用特殊的说明,无非就是这种贸易有助于海军的振兴。”[6]海军的创建将使美国的“商业活跃,航海活动拓展,海洋事业的蓬勃发展。”

4.海军的重建将大力提高国家的海外威慑力和影响力

联邦党人提出,战备是对战争的最好威慑,希望能像建立常备陆军那样拥有一支常备海军;没有海军,我们过去是,现在仍将受到海上强国的支配。更为重要的是,联邦党人把美国想像为一个世界强国,因而非常重视国家的名声和外交影响。他们力争说,海军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它将使美国获得欧洲的尊重。埃德蒙·伦道夫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宣称:“谁控制了海洋也就将控制陆地,这是一个古老的定律。”[7]詹姆士·麦迪逊认为,海军不但是领土防御的机构,也是其他国家利益和政策赢得尊重的一个工具。预见到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可能性,他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呼吁建立海军以保护美国中立权的迫切性,如果我们在海上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我们的商船将享有“运送交战国双方贸易的优势;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愿将我们推到敌对国的行列之中。”[8]

汉密尔顿更是将这一观点进行了大力的发挥,他认为哪怕是一支很小的舰队,也能使美国“成为置身美洲的欧洲仲裁者,左右欧洲国家在新大陆角逐中的力量平衡,使之向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9] 一支能对西印度群岛起决定性干涉作用的海军分舰队,就能确保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中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以其在新世界的利益为代价而冒险疏远美国。

总之,联邦党观念中的海军,不只是一支防御性的海军。他们认为美国最终将成为海上和陆上帝国,他们关注国家在外的声誉、荣耀和尊严;在欧洲战争中,美国拥有海军将保障美国的中立权和贸易,而中立权和贸易在国内是广为拥护和为大家所渴望的,如果没有可信的威慑力,那美国的中立权就打上一个问号。

以共和党为核心的反海军派的思想主张

1.海军的重建将造成权力的垄断

共和党人对军队身怀恐惧,认为军队是推行暴政、践踏共和的元凶。他们认为,海军的重建将会导致权力的垄断。因为北部的造船商将会垄断海军舰艇的建造,北部的政治家会控制海军的运用,南部“没有得到平等好处却要分担这些费用。” 弗吉尼亚的政治家威廉·格雷森坚信“不加任何限制地将提供并维持一支海军的权力授予国会是草率的。”[10]

2.海军的重建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

共和党人认为,投入巨资建设海军是极大的浪费。格雷森认为,即使建立海军来捍卫美国的中立贸易,其中所得的利润也无法弥补建立强大海军的花费,因为据有西印度群岛属地的欧洲强国针对美国的海上作为会相当警觉,他们会挑起战争将海军“扼杀于摇篮之中。”共和党领袖史密斯认为,“即便国库充裕,花费那么长久的时间来干这种事都是卤莽而荒谬的。”[11]况且,建立一支舰队开支巨大,势必会在全国范围内背上强行征税的沉重负担,也会增加国家的债务。

3.海军的重建只能受惠于北部地区

汉密尔顿提出的全国受惠于海军的理论,同南部和西部各州的代表们持有的地区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共和党认为,维持一支海军将把民众从陆地上吸引走,从而贻害农业,而农业却是人口稀少的美国得以真正繁荣的根本。创建联邦海军不会为整个国家带来好处,它所帮助的主要是新英格兰的商人和船主,只能让北部得到好处,为北部地区服务,而西部和南部得不到任何好处,却要背上沉重的赋税负担。共和党人对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作用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希望国家集中精力发展西部。

4.海军的重建将推动美国走向帝国主义

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自诩为西部利益代言人的帕特里克·亨利也极力反对组建海军。亨利认为海军是实现帝国野心的暴力工具,它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种负担是毫无必要的,因为“鉴于欧洲内部纷争的政治状况,欧洲国家派遣舰队或陆军来攻击我们是不可能的。”[12]共和党人认为,海军不仅不能威慑战争,也许会导致战争。一位共和党人说,当一个欧洲大国目睹着一支成长中的海军,将会为此而警觉,“它将设法将我们扼杀在摇篮之中”。海军也许还会导致在海外实行帝国主义和冒险主义。海军将把美国拖入海外扩张的冒险之中,从根本上威胁美国的政体。

以上争论反映了独立战争之后美国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既涉及海上国家利益,也涉及海军对国家政治经济的深远影响。这种分歧同地区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派系搅合在一起,后来最终演化为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杰弗逊领导的共和党之间的党派之争。这就决定了美国海军政策未来的总体走向,特别是在联邦党努力建立一支常备的远洋海军时,这种党派斗争异常激烈。

双方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力量角逐,最终在新宪法里规定了“提供并维持一支海军”,这一措辞尽管虚弱无力,但为海军的重建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石,迈开了重建海军的第一步。

二、战略选择的性质呈现出严重的被动性

这一时期,美国海军没有自己的理论成果,缺乏理论指南。关于海军的发展和运用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大都散见于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没有专门的关于海军发展的理论。这些政治家和思想家主要以托马斯·潘恩、华盛顿、汉密尔顿、切夫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杰弗逊和加勒廷等人为代表。他们多在书信中、辩论中议论到海军问题,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海军军人!而且,他们的海军主张带有一定的政党性和地区性的特点。这就注定了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只能是被动地应对外在的压力和要求,被动地探索海军的战略选择问题。

因为缺乏明确的海军理论指导,这一时期的海军发展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军的发展自然就没有明确的、为全国所认同的发展方向,大多都局限于本地区或眼前短期的需求。因此,不同政党上台之后,海军政策都会发生重大的调整,使海军像迷途的羔羊一样,完全丧失了主动性,一而再、再而三地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作出的。

图片 2图2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位置示意图2

二、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鉴于克林顿政府对和平时期的关注,以及“……从海上”对此问题的忽视,美国海军积极更新战略概念。1994年,美国海军颁布了“前沿存在……从海上”的战略文本,突出强调了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对“……从海上”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完善和扩展,为奉行新战略的新型海军的战略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实现了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第二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1.国家战略对海军的新需求

冷战后,美国在第一部国家军事战略——“地区防务战略”中,就明确强调“前沿存在”概念。“前沿存在”这一战略概念,虽然在美国海军的“……从海上”战略白皮书中也有所涉及,但是由于当时的侧重点是实现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战略重点的转移,对“前沿存在”的作用与地位尚未充分领会,未能将其重要性充分体现出来。

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后,修改了布什政府的“地区防务战略”,于1994年7月正式发表了冷战后第一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强调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积极参与世界各地区的安全事务,有效应对地区危机和武装冲突等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的事件。“国防部在对我们的战略和力量需求进行全面评估之后,国防部的重点转向以对付地区强国侵略为代表的新生威胁,我们的军队必须能迅速投送决定性的力量以确保美国的重大利益,并保护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在制定对付这些新生威胁的战略过程中,评估将重点放在保持海军部队的前沿部署上,认识到和平时期作战速度对海军部队结构的影响。”。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前沿存在的部队在维护和推行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民主全球化等三大原则方面将发挥关键性作用。

美国海军要有效实现“参与和扩展”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必须重视在和平时期通过前沿存在行动来保持建设性参与。为了突出“前沿存在”的极端重要性,美国海军实施了第二次战略调整,把“前沿存在”提高到了“战略原则”的高度,并在战略文件的标题上加了“前沿存在”这个词。

2.“……从海上”自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从海上”虽然实现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提出了新形势下海军的战略概念。这一战略主要是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和阐明了海军战略的新方针,对上面提及的“前沿存在”这一战略思想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论述还不充分。也就是说,这一战略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反潜战能力、海上控制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等的忽视。对此,海军作战部长凯尔索上将就指出,这一战略仅仅是个开端,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美国海军在1994年上半年也宣称:“……从海上”只是基于“海湾战争”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过渡性战略概念,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个更新的战略概念正在研究之中。

“前沿存在……从海上”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1.从战略原则高度强调前沿存在的重要性

“前沿存在……从海上”在继承“……从海上”战略概念的同时,更新和拓展了 “……从海上”的战略概念,“扩大了战略概念的范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从战略原则高度强调了前沿存在战略概念的重要性。首先,前沿存在是美国安全战略的基础。鉴于美国的“重大利益存在于‘海上高速公路’或海上战略航线的末端”,美国必须奉行 “越洋”的国家安全战略。其次,前沿存在是美国军事战略之必须。克林顿政府的“灵活地有选择参与”军事战略,把“海外驻军”与“力量投送”说成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思想,要求美国海军发挥“海外驻军”的主要作用。最后,前沿存在是维护和平与对付危机的关键。“前沿部署的海军在和平行动与为对付不断升级的危机、地区冲突作出快速反应之间发挥关键的纽带作用。”[6]前沿存在既能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又能在维护和平无效时转而对付危机。

2.重申了海军新的战略方针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重申了“……从海上”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海军的使命仍然是通过海洋向外国的水域和海岸投送力量和国家的影响。”[7]“前沿存在……从海上”秉承和坚持了“……从海上”的战略方向,提出了海军将以前沿存在为重点,进一步建构为联合作战而编成的海军远征部队,更好地适应国家的需要。

3.确定了“前沿存在……从海上”的实施步骤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提出,美国海军要在和平时期、危机反应时期和地区冲突时期全程参与、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平时期要坚持前沿存在,实施积极威慑,保持和平稳定。美国海军的重点是提高同盟国和友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参与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对敌实施常规威慑和核威慑。危机反应时期要通过快速反应,控制危机、防止冲突。海军为战区指挥官提供快速而有效的支援,投送海军远征部队,从“海上基地”发起对敌攻击。地区冲突时期,通过参加作战、提供保障,赢得战争。地区冲突中,海军支援陆基部队,控制近海区域,确保战略航线和海运的畅通无阻,从而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4.强调海军远征部队在联合作战中的突出作用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各军种进行联合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所有战区中有效作战,也确保了在各种形势下——和平时期、危机时期、地区冲突时期和平恢复时期——,我们能应用军事力量。”[8]“将所有的支援部队整合起来以提高战斗力,这是联合作战追求的目标,而海军远征部队恰恰具备这种能力。”[9]海军要在联合作战中发挥自身的特长,海军远征部队由于本身具备制陆、制海、制空和制天的能力,从而一直是诸军兵种合同作战及与盟国联合作战的主要力量,发挥骨干作用。

“前沿存在…从海上”的重要意义

“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继承和发展了“……从海上”,对冷战后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进行了及时的补充和拓展。首先,它进一步强调了对付地区危机的重点应放在保持前沿存在上。这次战略调整特别强调了“前沿存在”的重要性,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加强“前沿存在”,更有效地防止危机、化解危机、控制危机,最终还是为了防止战争、力求不战而胜。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新海上战略提出“防止战争与赢得战争同等重要”观点的发端。这是冷战时代的海上战略向新海上战略转型过程中迈出的又一关键性一步,为未来的新型海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它完善了美国海军在各种情况下的任务和作战运用,重申了通过实施长期的战略威慑、海洋控制、海上优势和战略海运来支持国家的战略目标。最后,“前沿存在……从海上”产生了广泛的战略影响。这一文件提高了海军的话语权和海军军种的地位,也是向国会提出要求的战略依据。

三、海军的艰难重建

1789年到1801年期间是美国海军政策和海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联邦党人在新的国家机构中发挥了主导性的影响。

华盛顿总统在第一届政府期间,对重建海军问题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讨论,主要是为重建海军提供了法律支撑,实践性的工作很少。因为要创立一支适当规模的海军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海军的坚定支持者也要等到国家财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才能实施。

由于北非海盗国家不断劫掠和俘获美国的船只,对美国海外贸易形成威胁。更为严重的是,英法两国相互宣战后,都对美国的中立国地位提出了非分的要求,甚至是无情地践踏。为了应对这些威胁,1794年1月联邦党人在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建立一支保护美国海上贸易免受阿尔及利亚人抢劫的海军,并交给了一个由亲海军的联邦党人控制的海军委员会来负责。1月20日,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建造6艘舰船,共需费用600,000美元。这项计划激发了白热化的争论,尤其是来自内地的议员们疯狂地攻击这一提案。他们认为建立一支海军部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建一支海军的花费大大超过美国的地中海贸易额,因此购买“和平”是更实惠的。即便交纳赎金行不通,还可以雇佣欧洲国家的海军来为商船护航,而且,即使建立一支小型海军,离开本土远涉3000英里去作战,也是很愚蠢的[13];他们认为这一步只是建立常备海军的第一步,而且常备海军将大大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这是非常危险的;建立海军必然要提高税收,税收的增加必然加重公众的债务,而且这会使得征税的官僚机构膨胀,这必然招致对普通民众的暴政,特别是对内地的小农场主来说,尤其如此;

海军的拥护者的理由也非常宽泛,他们认为地中海贸易是巨大的国家利益;提议建设的海军力量足以确保它的安全;为应对地中海区域的威胁,投资建设海军是正确的选择,尽管海军花费很大,“但毕竟负债比遭受蹂躏要好得多。”[14]

经过激烈的斗争,海军委员会的提案以两票的多数获得通过。鉴于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为了让那些反对建立常备海军、不反对组建临时部队以严惩阿尔及利亚的人放心,添加了一项修正案,即一旦美国与阿尔及尔缔结和平条约,应立即停止建造战舰。经过修正的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1794年3月27日,华盛顿总统签署了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准予建造6艘快速战舰。海军法案的通过,在重建海军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海军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但在1796年3月15日,华盛顿总统不得不通知国会:1794年海军法案所关注的与阿尔及尔人的和平已经实现,按照规定,造舰工作应当立即停止。华盛顿对此强烈反对,并指出这将造成浪费,联邦党人坚决支持华盛顿总统的海军政策,反对派则叫嚣联邦党的奸诈和虚伪。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国会通过了折中方案,批准了其中3艘战舰的继续建造,到1797年这3艘战舰建成,标志着美国海军历经磨难,最终在联邦党人的支持下,艰难地得以重建。

三、战略选择的主体不在海军本身而在政治精英与决策层

上面提到,在决定海军的命运和走向时,政治家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确

实在这一时期,海军战略选择的主体多是他们,而非海军军官。也就是说,这一期间,战略选择主体不在海军本身而在政治精英与决策层,这是此阶段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像积极主张创建、恢复并建设常备海军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等政治家;坚决反对创建、重建,极力反对海军常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杰弗逊、加勒特等政治家。

海军军人被排除在战略选择主体之外,在海军发展的大方向、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方面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只能在海军战术运用层次上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进程和结果,主要取决于政治精英和决策层斗争的结果。就拿这一时期,海军的管理机构来说,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独立战争时期,大陆会议指定委员会来负责海军事务,委员会直接对大陆会议负责,剥夺了海军军官在海军政策上的参与权。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对军队威胁的恐惧心理,美国推崇文官治理军队的原则。到1798年设立了海军部和海军部长,海军部长由文官担任,成为内阁成员之一。海军部也是多由文职的职员来从事日常工作。一直到1812年战争之前,文职的海军部长在少量的职员参谋帮助下,管理着整个海军。现役军官只能担任一些任期不稳定的、为数寥寥的行政职务,对于海军政策几乎发挥不了作用。这样的体制使得海军部长的负担很重,何况有的部长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海军的专业知识。

1815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刚刚结束,重新改组海军部的工作就展开了,最终国会通过了改组法,建立了一个由三位海军上校组成的海军专员委员会,专员通过参议院的批准之后,由总统任命。这些专员履行的职责是:“负责海军的贮备和材料,舰艇的建设、武器装备采购以及水兵的雇佣等事务,还负责与海军其他相关的事务。”[1]但他们必须服从海军部长的控制和指示,专员们只有监督和管理行政事务的职责,政策控制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文官手中。在战略选择中,选择主体的非海军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海军的发展。

图片 3图3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地形图3

三、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对战略环境进行重新认识,急剧加快了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变更。为应对新的威胁和满足国家战略的需求,美国海军依据国家战略和军事转型的要求,先后出台了“21世纪海军陆战队战略”、“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和“21世纪海军力量”文件。在这些战略文件中,“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居于核心地位,是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突出代表。以“21世纪海上力量”为主的战略文件,系统、全面地拓展了“…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等战略概念的内涵,特别突出了未来新型海军战略能力的发展,顺利实现了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

第三次阶段性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和战略基础

1.“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对安全环境的重新判定

“9·11”恐怖袭击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本土安全防护存在的严重问题,它使美国深切地感受到:21世纪美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和危险”,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国家”、“失败国家”、跨国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的扩散等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的安全。而且这些威胁普遍更具有不确定性、跨国性、多样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等特征,对美国国家安全形成日益复杂和严峻的挑战。这些威胁消除了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两洋屏障地理优越,迫切要求美国进行新的战略筹划。

2.美国国家战略的新需求

基于上述安全环境的判断,美国积极进行国家战略的调整。2001年9月30日出台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了美国国防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主要内容:在战略重点上,强调了“欲在海外有效推行防务战略,美国必须确保本土安全,”[10]扭转了长期以来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海外,忽视本土安全的态势,将确保本土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放到了首位;基于威胁的不确定性,新国防战略建设的模式应从面向当前的“基于威胁”模式转到面向未来的“基于能力”模式;明确美军四项战略任务:让盟国和友邦放心、阻止未来的军事竞赛、慑止针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和恫吓、如果威慑失效,坚决打败任何敌手。通过改革、实验、创新和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创建21世纪美军;在建军指标上,提出了/1力量指标:一要保卫本土安全,同时要在四个关键地区威慑对手,在这四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击败对手,在两场冲突中决定性地打赢一场。

2002年1月,小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美国必须坚定不移追求的两大战略目标:“我们将使恐怖主义营地停止活动,粉碎恐怖主义活动计划,并将恐怖主义分子绳之以法。”“我们必须防止寻求化学、生物和核武器的恐怖分子和政权威胁美国和全世界。”两大目标聚焦的核心是反恐战争,进一步明确了反恐的战略重点。

2002年6月,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反恐战略方针。小布什指出:“反恐战争不能仅通过防御取胜。我们必须向敌人开战,打乱他们的计划,在最坏的威胁形成前就面对它。当今世界,实现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这个国家将采取行动。”“我们的安全需要改革军队,要建立一支能很快对躲藏在世界任何黑暗角落的敌人进行打击的军队。我们的安全需要所有美国人能够目光长远、行动坚决,时刻准备好在必要时为保卫我们的自由和生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11]小布什还提出:“美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控制威胁、遏制怨恨。我们将超越反恐战争而努力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小布什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变化:美国不但要继续“外争霸权”,而且要确保“本土安全”;不但要维护现在的安全,而且要维护未来乃至长久的安全;对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国家”将采取更强硬政策,甚至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对潜在大国或未来竞争对手的威胁,也要严加防范;为保卫美国家安全和世界利益,可动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核武器。

同时,美国还出台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等国家战略报告,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一系列国家战略文本的出台,实现了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对军事力量发展和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战略需求。

3.美国军队建设转型和联合作战进程的加快

在新军事革命潮流的推动下,美军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进军事转型。小布什总统公开发表了“加速军事转型是美国第一要务”的讲话,号召进行军事转型。[12]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军事转型视为美军建设的首要任务,迫不及待地要求美军应尽快地向“小型、多能、快速、机动”的方向转变,还主导了《美国国防部转型路线图》的制定工作。2001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提出了“基于能力”的转型模式,建设全能型的军事力量。2002年5月,美国《国防计划指南》便正式提出了美国军事转型的具体计划和设想,并要求美各军种分别提出自己的《转型蓝图》。“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对美国海军转型进行探讨。

1996年参联会颁布了《联合构想2010》,着重阐述了如何通过运用新的作战原则在各种军事行动中达成优势,为各军种指明了共同的方向,使各军种在准备迎接不确定而充满挑战的未来时,能按照联合作战理论和计划的框架来发展各自独特的能力。这一构想体现了信息时代先进的情报、指挥与控制,进而制定了4项作战原则:即“制敌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2000年颁布的《联合构想2020》在继承《联合构想2010》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全谱优势”,所谓“全谱优势”,是指在所有军事行动中美军都能单独地,或与多国及跨机构伙伴协同击败对手并控制局势。[13]要拥有“全谱优势”,必须通过“信息优势”和“创新”来实现。

美国海军自提出“…从海上”、“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文件之后,接连进行了“沙漠之狐”行动、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其中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海军第一次在对一个纯内陆国家发动的战争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其航母既实施空中打击、又提供战场保护和活动基地。“小鹰”号航母还第一次作为特种作战部队的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担负了75%的空中打击任务;对陆作战距离第一次超过2000千米以上;海军陆战队不但是岸上作战的先锋,而且也是岸上作战的主力;特别是第一次运用地面提供的信息,实施了近实时的空对地攻击。这些都为海军作用的扩大提供了极宝贵的实践经验。

5.美国海军战略概念体系的不足

冷战后,美国海军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战略需求的调整,不断更新自己的战略概念。“……从海上”及时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环境,完成了海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提出了新的海军战略方针。“前沿存在……从海上”强调了和平时期“前沿存在”的重要性,弥补了“……从海上”战略概念的不足。上述两份文件对战略理论和战略能力建设概念方面的论述非常欠缺,也就是说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体系还不完备,存在很大的战略漏洞,急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1996年和199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分别提出了“作战机动……从海上”、“前沿……从海上”文件,但主要是贯彻1994年提出的“前沿存在……从海上”战略概念,体现《联合构想2010》需求的作战层次的文件。后来美国海军又曾提出过“力量和影响……从海上”、“未来……从海上”文件,主要是贯彻《联合构想2020》精神的。进入21世纪之后,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海军急需要发展新的战略概念,完善战略概念体系。

“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件的主要战略选择内容

2002年6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维恩·克拉克上将在海军战争学院“当今战略论坛”上,发表了“21世纪海上力量:新世纪的作战概念”报告,阐述了美国海军即将出台的“21世纪海上力量” 构想。,美《海军内情》公布了《美国海军转型蓝图》草案摘要,对“21世纪海上力量”进行了详细解释。随后,克拉克在《美国海军学会会报》10月号上全文刊发了“21世纪海上力量: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的文章,全面阐述了美国海军未来的使命任务、作战理论和力量建设等重大战略问题,标志着美国海军扩展战略概念的开始。随后该刊接连发表了由副部长及各大舰队司令撰写的分报告式的系列文章,对克拉克的文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实现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概念的第三次调整。这次阶段性调整所作出的战略选择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克拉克指出:“我们将继续推进海军力量的转变,从注重蓝水海上作战的‘海上战略’,转变到聚焦濒海的‘……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再转变为一个拓展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海军部队将更充分地融入全球联合作战中去,以应对地区性和跨国性威胁。”[14]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海上力量”在继续注重地区性威胁的同时,也将跨国性威胁拓展在内。

美国海军战略重点拓展的依据,是对新世纪威胁判断的认识。美国海军认为:“新世纪和平与安全的前景充满深刻的危险因素:准备在关键地区挑起冲突的国家,分布广泛且资金充裕的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以及那些陷人民于绝望境地的失败国家”。[15]而且“传统危险和新兴危险结合起来,对我们国家构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未来的敌人将试图阻止我们进入世界关键地区,威胁我们在海外的关键性盟友和利益,甚至试图对美国本土发动进一步的袭击”。[16]针对这样的安全环境,美国海军认为必须拓展战略视野,既要关注地区性挑战,也要关注跨国性威胁。

“21世纪海上力量”根据对威胁判断的认定和国家战略的调整,在继承濒海战略重点的同时,突出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地球表面最大的机动空间——海洋”。美国海军认为,在威胁呈现出不确定性、多样性、隐蔽性和突发性的时代,在作战空间呈现出陆海空天电日趋一体的趋势下,海洋能提供一个广阔的机动空间,从海上可以向全球投送直接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海上机动不仅能减少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还能在多点对对手构成多元威胁。可见,“21世纪海上力量”大大拓展了美国海军的战略视野,实现了战略重点的平衡,适应了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

2.战略使命任务的拓展

根据冷战后初期的战略形势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确定了海军的战略任务与使命:前沿存在、危机反应、从海上投送兵力、战略威慑、海洋控制和海上运输等,其中前三项是加强的重点,而海洋控制和海上运输则退居其后。

美国海军历来都是以“外争霸权”为主的,本土防卫原属海岸警卫队的使命任务。但“9·11”事件后,本土安全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首要使命,美国海军也把保卫本土安全放在首要地位,既要以“内保安全”为主,同时也要加强“外争霸权”。战略使命的变化迫切要求美国海军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任务。“21世纪海上力量”提出了海军必须承担起“海上控制、力量投送、战略威慑、战略海运、前沿存在”等任务,可以看出“21世纪海上力量”突出强调了“海上控制”和“力量投送”的任务,以应对各种新兴威胁。

在“……从海上” 战略文件中,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方针:为国家提供“海军远征部队”、“为联合作战而编成”、“从海上进行前沿作战”、“根据国家需要进行组织变动”。 这一方针强调投送的是“海军远征部队”, “海军远征部队”要与其他军种部队联合作战。

在“21世纪海上力量”文件的副标题中,提出了“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这一带方针性的说法。行文中明确提出,“未来的海军作战将利用革命性的信息优势和分散的网络化部队能力,为联合部队司令提供空前的进攻力量、防御保障和作战独立性。”[17]这一新的战略方针要求投送的是“决定性联合能力”,而不再是单一军种的“海军远征部队”。这就将海军战略方针提高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高度,将海军提高到了联合作战的中枢地位,也大大扩展了原海军方针的内涵。

“21世纪海上力量”完全从联合作战的角度出发,要求“把海军部队完全纳入对付地区和跨国威胁的全球联合作战中去”。这还是第一次在一个军种的发展构想中把联合作战放在了核心地位。

战略方针的改变必然对战略能力提出新的要求。美国海军依据新的战略方针,拓展了海军战略能力。“……从海上”战略文件中提出的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是:“指挥控制和监视能力、战场空间的控制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和力量持续能力”,这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是适应海军从“远海”向“濒海”战略重点的转移而提出的,以濒海对陆作战为主。

为满足联合作战的深层需要,美国海军提出了三个发展战略能力的概念:“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这三个相互交织的全新概念,用以高度概括美国海军在21世纪应具备的作战能力。这比“……从海上”战略文件中的“四种关键性作战能力”更全面、更深刻、更有层次性,也是“21世纪海上力量”系列文章的核心。

“海上打击——从海上投送精确的、持续的进攻力量。”与以往的海军力量投送相比,海上打击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是一种决定性的多维打击。打击方式包括,“动态地利用持续的情报、侦查和监视、时间敏感目标打击、由舰到目标机动、信息作战、在未来战役中提供隐蔽打击以输送毁灭性力量和精确打击”。拓展的力量投送能力实现途径,是通过对传感器、战斗系统和作战人员进行联网来增强海基部队的进攻威力。

“海上盾牌——将防御保障拓展至全世界。”以往的海军防御主要是为作战单元、舰队和海上交通线提供安全保障,而海上盾牌的防护范围则超越了作战单元与特混部队防御,为美国提供海基的战区防御和战略防御,将防御拓展到全球。作战样式包括拓展的本土防御、支持进入濒海地区及向内陆纵深投送防御力量。与海上打击一样,这些一体化作战行动的基础,是信息优势、所有部队的网络化和一支快速灵活的海基部队。

“海上基地——提高联合作战的自主性。”鉴于未来网络化武器和传感器的广泛应用,将大大增强海军部队在联合作战中的效力,为实现这一目的,美国海军提出要大力利用海洋这一机动空间。海上基地是海上打击和海上盾牌得以实施的基础。海上基地能力包括:为联合部队司令提供全球的指挥控制能力、不断拓展对其他军种的一体化后勤支援能力、强化部队防护能力、释放空运海运能力以支援岸上的作战行动。海上基地为完成自己的使命——提高作战自主性和对联合部队的支持,必须大力发展海上活动的平台,这些平台必须具备网络化、机动性、安全性和高效性的特征。

美国海军提出的“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个战略概念是相对独立、互为支撑、相互交织的,这三个概念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力量网络化。只有通过高效能的网络化,将所有力量联为一体,才能充分发挥三大战略能力的效能,才能真正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于是美国海军提出了“力量网络:为21世纪战争塑造能力”的概念,以整合部队特别是整合海军的战略能力。

美国海军认为,力量网络是将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黏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它是信息时代海战的作战构思和结构框架,它将作战人员、传感器、指挥控制、平台和武器集成为一个网络化分布式的战斗力量。”[18]力量网络将提供一种通过系统集成、功能互补和使命协调而大幅度提高战斗能力的结构框架。它将转型态势感知、加快决策速度、有助于大范围地分布战斗力量。力量网络将信息用于基于知识的作战行动,提高部队的生存力。它还将为联合部队和盟国部队提供实时更新的协作计划。

“力量网络”是美国海军“网络中心战”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超越了单纯海军军种的范畴,直接纳入为联合作战服务的层次,是“网络中心战”理论的跃升。“力量网络”概念侧重于美国海军软实力的建设,充分利用美国在信息、网络方面的绝对优势,将“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的战略效能连成一体,形成三位一体、攻防一体的整体作战能力。

5.战略能力运用的拓展

战略方针和战略能力的拓展必然要求拓展战略能力的运用。美国海军提出了新的战略能力运用概念——“全球作战概念”,将战略能力的运用拓展到全球,以贯彻“21世纪海上力量”战略。

“全球作战概念将分散战斗打击力量”,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创立更多的“能在全球同时作出反应的自主作战群”。前沿部署的部队进行不同的编组,就可以顺利地转变成不同的海军能力包。这些部队将进行实时调整以满足联合部队司令的使命需求,辅助其他可用的联合部队,其规模的大小取决于手头任务的大小。全球作战概念将运用以下灵活的力量结构:航母打击群、远征打击群、导弹防御水面战斗群、特别改进的“三叉戟”潜艇和一支现代化的、能力改进的战斗后勤力量。

为遂行“全球作战概念”,在兵力结构上,美国海军要拥有375艘舰艇组成的海军舰队,要组成37个独立打击群,即12个航母打击群、12个远征打击群、9个导弹防御水面行动群以及4艘巡航导弹核潜艇。在作战指标上,美国海军必须达到军事战略提出的“/1”战略指标:保护美国本土,在四个战区提供前沿威慑,在同一时间迅速击败两个侵略者,在这些冲突中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6.战略能力建设途径的创新

为加快推进海上力量的转型,加速舰队作战能力的发展进程,美国海军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新组织程序:“海上试验、海上勇士和海上企业”,明确了海上力量发展建设的方法、步骤和途径。

“海上试验”是为了把新概念和新技术融为一体、不断提高作战效能并不断保持创新的程序。“21世纪海上力量”提出:“海军的一切要从舰队开始,海上试验将由舰队领导”。[19]也就是说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技术要由舰队组织,进行推演、试验和演习,从中遴选出具有最大潜力的技术和概念。舰队部队司令部负责海上试验,第2.第3舰队司令负责海上打击、海上盾牌和海上基地能力的发展。在海上试验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军种内部、军种之间和军民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使舰队具备更强大的作战能力。

“海上勇士”是为了确保海军人员能胜任其职,“最大程度地优化人力资源的评估、训练和使用”,确实称得上是一场人员训练与使用革命。主要包括优化人员配置、减少平台乘员和提高官兵教育训练水平等内容,重点强调人的关键性作用。海上勇士计划由主管人力和人事的部长及海军教育训练司令部司令负责,它将培养出技能高、活力强、胜任职责的海军各种专业人员。

“海上企业”是为更快速、经济地完成海军资源结构的调整,“为明天的舰队提供资源”的程序。海上企业试图借助商业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技术替代人力,优化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方向,以最佳的费效比增强作战效能。海上企业由作战部副部长来领导实施,涉及海军总部、系统司令部和舰队。通过海上企业的实施,努力改进组织整合,精炼需求,重新投资资金结余以购买为转型所需求的平台与系统。“海上企业”计划的主要经营途径,一是向海军领导人提供学习经营管理、财政和信息技术的机会。传统上海军的领导只是关心如何训练以提高战术技能,而“海上企业”计划则认为像经营好企业一样经营海军和训练工作同等重要,因此海军中高级军官要学习商业经营和管理。二是尽可能地与其他军种共享技术与系统以节约资源。如海军与陆战队战术航空兵一体化计划可为这两个军种节省数十亿美元,与空军共同进行弹药开发,与陆军共同进行高速船试验等。

第三次战略调整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次战略调整重点解决了战略理论和战略能力的发展问题。以“21世纪海上力量”为核心的战略文本,聚焦发展“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大核心战略能力,强调三大战略能力互为作用、相互支撑的关系。“力量网络”是将三大战略能力集成为一个系统的纽带与粘合剂,是三大战略能力发挥的赋能器,以实现“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实施“全球作战概念”的目标。“海上试验、海上勇士、海上企业”是开发三大战略能力的组织程序和途径,是三大战略能力得以实施的关键所在。可以说,“21世纪海上力量”为核心的战略文本,继承了“……从海上”和“前沿存在……从海上”的战略概念,以战略能力为重心,勾画出美国海军未来发展的蓝图,进一步拓展了美国海军的战略概念,完善了冷战后美国海军战略概念体系,为新海上战略的诞生作出了最后的铺垫。

其次,“21世纪海上力量”的新战略方针是“投送决定性联合能力”。这一新的战略方针强调投送的是“决定性联合能力”,而不再是单一军种的“海军远征部队”,将海军战略方针提高到了军事战略方针的高度,将海军提高到了联合作战的中枢地位,提高了海军的战略地位。


[1]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2] 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3] 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4] U.S. Navy Dept.,“…From the Sea: Preparing the Naval Service for the 21st Century.”,(Washington, D.C.:[ 1992])).

[5]小弗兰克·B·凯尔索上将:《从海上,面向未来》,《海上力量》,1993年4月号。

[6]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2.

[7]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0.

[8]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6.

[9] John B. Hattendorf, D. Phil., U.S. Naval Strategy in the 1990s: Selected Documents,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6, p.156.

[10] 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册,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2年12月版,第9页。

[11]黄柏富主编:《“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选编》上册,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2年12月版,第156页。

[12]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新世纪美国军事转型计划》,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页。

[13]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备战2020——美军21世纪初构想》,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88页。

[14]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5]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6]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7]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8]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19] Admiral Vern Clark, Sea Power 21: Projecting Decisive Joint Capabilities, Proceedings, October 2002.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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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军常备化与反常备化斗争

海军重建之后,针对海军的战略地位选择问题,即维持海军的常备地位还是作为暂时的应急力量,美国国内再次出现了严峻的斗争,左右着美国海军的进程。

联邦党政府的海军常备化政策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除海盗威胁外,美国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法国和美国的船只在海上进行了一场不宣而战的“准战争”。传统的欧洲强权政治逼迫着美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建设和发展,推动联邦党人海军常备化的进程。

1.大力扩展海军建设规模

约翰·亚当斯继任总统,他是一个亲海军的联邦党人。他在第一次总统演说中,立场鲜明地支持华盛顿的观点,“除民兵外,海上力量也是美国的天然屏障。……”[15]亚当斯在谴责法国及其国内的异议时,对国家利益持有更为现实、更为全面的看法。他认为保留一支小规模的常备军是明智的,特别是一支能保卫美国商业利益的海军。如果集中力量建设陆军,只能使美国永远站在拥有海军优势的国家一边,即英国一边,别无选择余地,这必然会加深美国贸易安全的脆弱性。为此,他极力说服国会加快海军的建设。幸运的是,参众两院内联邦党人都占多数,因此一个接一个大法案获得通过,美国海军力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亚当斯总统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海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到1799年3个海军中队已经装备妥当,可以执行任务了。到1800年,对法准战争结束时,通过购买、新建、各州的捐献和与财政部的缉私船合作等方式,美国海军拥有了50艘舰船。那时,美国海军拥有154名现役军官,350名候补生和6000名左右的水兵,海军陆战队近1100人。海军规模的扩大,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为海军常备化提供了坚实的力量保障。

2.积极建立海军独立的组织结构

在这一期间,美国海军建立了独立的组织机构。1798年4月30日,经参议院47对41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后,亚当斯签署了法令,成立了海军部。从此海军部摆脱了陆军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这既标志着美国海军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性军种,又为海军军人发挥作用提供了组织保障。海军部的建立为海军在国家的顾问班子中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意志的平台,提高了海军在公众中的威信和尊严,[16]这也是海军迈向常备化的决定性举措。

3.努力维护海军的常备地位

对法准战争的胜利,激发了美国公众对新海军的自豪感,保证了海军部的永久存在。但赞成和反对成立海军的两派从这场战争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共和党人认为,这场战争表明只要有一支小的巡洋海军就足够了;联邦党人则指出,美国海军的小小胜利是由于英国战舰在海外的胜利将法国和它的殖民地隔离开来才取得的,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发展一支更大的海军力量。

估计到继任者必然要削弱海军经费,联邦党人在新总统就职之前,于1801年3月3日提请国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允许总统将海军裁减至13艘快速战舰,保留其中6艘继续服役,另外7艘贮存于行动方便的港口之内。海军军官的处理办法为:9名上校舰长、36名尉官、150名候补军官继续服现役,发放全额薪饷,其余的军官发给四个月薪饷,全部退役;服现役的军舰,编制定额减为原先的三分之二。上述种种激烈的裁减措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因为除了将其规模缩小到最低限度以外,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保存海军了。

共和党政府坚决反对海军常备化

在联邦党执政时期,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及其追随者团结在一起,坚决反对海军的扩大和常备化。当时,共和党的国会领袖阿尔伯特·加勒廷认为:“美国远离欧洲的战略形势可以阻止我们被动地卷入到混乱的欧洲政治中去,没有陆军和海军,我们照样可以和平地生存下去……”[17]加勒廷坚信建立强大海军的花费大部分将转嫁到农场主身上去,农场主从中受益寥寥甚至一无所获,而得到实惠的主要是商人和财政家。

1800年杰弗逊领导的共和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标志着政治权力由沿海地区向内陆的转移,经济政策由商业和金融业向农业的转变,也预示了美国海军政策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共和党人执政可能会废除联邦党发展强大海军的政策,甚至有可能完全废除海军,海军又一次面临着要不要存在的战略选择。

1.杰弗逊的海军紧缩政策

,共和党领袖杰弗逊就任总统,他对所有常备军都表示怀疑,尤其是怀疑海军存在的必要。杰弗逊在竞选总统时就公然宣称:“只要有一支能保卫海岸和港口的海军就行了,不需要建设远洋舰队,因为建立远洋舰队不仅费用高昂,而且会卷入到无休无止的战争中去,从而使公众难以承担,甚至陷入没顶之灾。”杰弗逊在写给财政部长汤姆斯·加勒廷的一封信中说:“减少我们的开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在海军部内执行。”[18]可见,杰弗逊政府是反对海军常备化的,并竭力将这一措施落到实处,彻底推翻联邦党海军常备化的进程。

杰弗逊政府一上台就大幅度削减海军的经费,使海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到1801年底,服现役的共有6艘快速帆船和1艘三桅纵帆式帆船,其余所有的舰船都被拆除武器拍卖了,它们的军官全部退役;舰队中保留了195名只有半薪的军官,甚至仅存的6艘快速帆船也只允许配备2/3的额定人员,特工人员和文职人员均被解雇;建造干船坞和港口工事的工作被废弃;所有正在建造和计划建造的舰只迅速下马。这是整个19世纪中海军政策最严重的一次突变。

2.杰弗逊的炮艇政策和消极防御思想

北非各国的海盗活动曾导致美国重建海军。现在,这些蛮横无理的海盗又一次“拯救”了迅速衰退的美国海军。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海盗对美国出现挑战的迹象。1801年5月10日,的黎波里向美国宣战。长期以来曾经鼓吹用武力对付北非海盗的杰弗逊必须在政党信念和个人的本性之间作出决策,他的政党信念是美国不应当有强大的海军,而个人的本性却是要派一些军舰去痛击傲慢的统治者。他虽然讨厌花费昂贵的海军,但此刻他更讨厌北非的海盗。最终他决定,国家应当置于党派之上,于是派遣一支舰队去地中海保护美国的海上贸易。他大声疾呼:“贿赂海盗等于把钱丢在海里!”[19]杰弗逊总统先后派出4支海军分舰队,封锁北非海盗国家的主要港口,保护美国的海上贸易,并对的黎波里发动了有效攻击,迫使帕夏于1805年在和平条约上签字。

这场战争在美国深得人心,它被认为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把海军的成就看成是全国的荣耀。战争可以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但和平却再次复活了政党间的政治斗争。尽管美国海军为国家带来了利益,但共和党的政治理论仍然是从根本上反对海军的。因此到1806年,在杰弗逊面前,再度出现了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无人与之战斗时海军应如何组成、海军应担负什么样任务的问题。

1807年2月杰弗逊总统提出了新的海上防御体系理论。这一体系由四部分组成:设于海岸战略要地的固定要塞工事;可移动的陆地炮台;可浮动的水上炮台;一定数量的炮艇。

杰弗逊认为,沿海防务将由沿海要塞和一支小型的、海上民兵式的炮艇舰队来负责。炮艇造价低廉,操作也简单,海上民兵就能熟练操作,这正好符合杰弗逊宁要平民士兵也不要职业军人的心愿。杰弗逊相信,将炮艇同沿海战略要冲的固定炮台、陆地上的活动炮群和海上浮动的炮台配合使用,就能保证美国不受任何海上强国的侵略。杰弗逊解释说:这个“政策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保护公海和沿海商业活动,”更不是为了把美国建设成为海上强国,这样就可以花很小的代价而使那些互相争吵的欧洲各国“远离”美国。[20]

杰弗逊推行的炮艇政策:从战略上来看,是一种典型的消极防御战略,其实质是将海军变成“看家护院”的警察;从政治信仰上来看,炮艇政策是其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方案在海军建设上的具体体现;从政党政治上来看,它是共和党代表的农民对海军职责看法的具体表现,因为它完全建立在保卫沿海的居民点的基点上。总之,杰弗逊推行的炮艇政策是一种倒退式的、育婴式的想法,是对海军常备地位的严重削弱和威胁。但是,不管怎么说,杰弗逊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毕竟没有解散海军,只是在要什么样的海军问题上,走了很大的弯路。

四、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主要是落后的思想观点、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政党的政治斗争

在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进程中,有很多的制约因素,影响着美国海军战略选择的走向,其中落后的思想观点、狭隘的地区主义和政党的政治斗争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军队威胁论的偏见,纯粹是基于英国统治美洲的殖民地时代的经历自然而然形成的。当时的英国军队横行霸道,因而人们认为一旦建立常备军也将带来危险的后果。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军队威胁论思想依然相当盛行。美国人信奉自由,对集权化的中央体制非常敏感,自然对于建立维护中央权力的军队极为抵制,海军的发展也就深深地受到其影响。

邦联时期,一些军政摩擦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深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军队的恐惧心理,强化了军队威胁论的思潮。联邦时期,对军队的不信任感还大有市场,在共和党内尤为突出。海军在这一思潮的制约之下,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人们甚至普遍认为,美国一旦建立常备海军将带来危险的后果,那些军官集团将成为践踏沿海居民自由的特权阶层。

2.落后的海军军事思想

海军军事思想是人们在一定时期对海洋、海军和海战的理性认识。当时,在美国上层的政治精英中,由于海军军事思想的落后,逐步形成了一股反对海军的强大势力,即反海军派。最初以地区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后来以共和党的组织形态展露出来。

反海军派认为,海洋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依靠海洋这一天然的佑护,美国就可以摆脱纠缠不清的欧洲政治,就可以安然地发展,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尽可一概不闻不问[2]。反海军派反对建立远洋海军,反对建立常备海军,即便建立海军,也只能是临时性的。他们认为,在平时应保持一支尽可能小型的海军,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临时征召私掠船作战,就像陆军依靠临时征召的民兵作战一样;针对海军的战争运用问题,共和党认为海军是用于防御的,因此,他们认为海战是单纯的被动防御作战,平时分散部署,战时单独作战。

由此可见,反海军派在海洋观、海军观和海战观上是极为落后的,是将陆上防御的观念照搬到海上,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农业文化在海上的反映。这种落后的海军军事思想,长期以来成为反海军派的主要思想武器,严重制约着海军的创立和发展。

当时美国的地方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国家的整合程度还比较低,缺乏强有力

的全国认同感,这种状况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经济结构是决定海军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也是推动海军发展的内在动因。可以说,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往往决定什么样的海军发展模式,甚至决定海军的根本走向。

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到1815年第二次对英战争的结束,美国日益形成了三种带有明显特色的经济结构:东北部各州主要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南部是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西部地区是农场为主的农业经济。这三大地区,由于经济上需求不同,因此对于海军的认识也就明显不同。东北部地区出于安全和保护商业的需要,迫切要求建立海军,它们是支持海军最坚定的地区。西部内陆地区是农业经济,它们与商业和金融业的联系非常薄弱,因此这一地区是坚决反对建立海军的,认为建立海军,只能受惠于东北部地区,而牺牲内陆地区的利益。南部推行奴隶制种植园经济,这一地区对于海军问题持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这一地区对商业和贸易的需求没有东北部那么大,另一方面,南部沿海地区与东北部沿海一样,是防御非常脆弱的地区。因此,南部的奴隶主贵族既希望建立海军来保护自己的沿海地区,又担心好处为东北部所垄断,从而它们经常采取一种骑墙的态度,也是决定海军问题的分水岭力量。

这三大地区的经济结构逐步推动了地方主义的加深,各地区都致力于保护自己本地区的利益,对其他地区采取一定的怀疑态度。这说明了当时的美国虽然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但国家整合的进程还很漫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军发展的波折实质上就是这三大地区经济的较量。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没有达成统一,经济结构中商业和金融业没有达到主体地位,建立强大的海军问题,只能是奢谈。

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逐渐演化为联邦党和共和党的两党政治。两大政党代表了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的利益,难以跳出局部的制约,着眼全国全局的高度来审视海军的发展问题。两党在海军问题上,联邦党积极倡导建立强大的海军,而共和党则坚决反对建立海军。

总的来说,联邦党人认为商业与海军是紧密联系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必须以海军力量为后盾,而共和党则认为海外贸易的收入还抵不上为此花费的军事投入,因此从经济上来看,建立海军是得不偿失的;联邦党认为建立海军可以保护大西洋沿海的安全,而共和党则认为由于大西洋的自然屏障和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就足以组织敌人将战争引到美国本土;联邦党人认为海军是国家外交运用的重要手段,是赢得国际尊重的重要依靠,共和党则担心海军会成为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工具,会无休无止地卷入到欧洲政治的漩涡;联邦党认为海军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共和党则认为建立和维持海军主要的得利者必将是北部沿海各州的商业家和金融家,而从事农业的占人口多数的小农场主却要为之承担日益繁重的税收,而且海军的发展会吸引很多人到海上去,这必将削弱美国经济的根基——农业;联邦党主张加强中央权力,视海军为维持国家尊严的重要工具,共和党则反对加强中央权力,视海军为某些联邦党领袖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重要工具。

两党在海军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必然影响到海军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可以说,早期美国海军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党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4,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投入使用的唯一一座对潜通信长波台,建成于1991年,使用频率22.1 kHz,天线系统由8个高达270米的大型电波塔组成,占地面积约1.5平方千米,周长6.25千米;8个电波塔分成并行两列,每列4个电波塔,列与列之间相距约540米,每列内电波塔之间相距约540米。

五、1812年战争与海军常备地位的巩固

1812年战争是对联邦党、共和党海军政策的检验。战争的实践淘汰了共和党的炮艇政策,验证了联邦党海军政策是可取的。最终两党在要不要常备海军,要什么样海军力量方面形成了基本的战略共识,确定了海军的常备地位。

1812年战争中共和党海军政策的调整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任期内,英国不但没有废除他们的枢密院谕令,而且更加严厉地执行。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写道:“美国不能让英国操纵它的贸易,也不能满足于只同英国一个国家贸易。……因此,美国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或者放弃它的商业,或者借助其他手段,以使其权利得到尊重。”于是,1811年重新宣布与英国停止通商,并中断了外交关系。美英关系的紧张还由于英国军舰强征美国船员以补充皇家海军而进一步加剧。从1799年到1812年间,英国强行抓去供他们役使的美国水手达到10,000之多。

在主战派的督促下,1812年6月1日,麦迪逊总统向国会提出战争咨文,列举了英国实行强征商船水手、破坏中立国贸易和串通印第安人的罪状,要求对英宣战。18日,国会通过了战争的决定,1812年战争爆发了。

美国海军的基本战略是清楚的,即保卫本国海疆,袭扰英国海军及其海上贸易。但是,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使用这支贫弱的海军力量来达到上述目标呢?当时的内阁中,有一部分人主张将适于航海的船只全部搁置起来,以避免遭受英海军的捕获或毁灭;还有人主张将这些战舰配置于沿岸附近实施消极防御。当时的海军部长汉密尔顿甚至主张整个美国舰队应当停在港内,或是作为浮动炮台,或是作为招兵船,以便为炮艇准备兵员。这种意志薄弱的消极防御的建议,遭到了总统的无情批驳。麦迪逊总统亲自规定:海军必须用于海上。于是海军部长汉密尔顿召集海军的高级军官讨论如何使用海军力量。德凯特认为:“最好的使用方法是单舰行动,至多不超过两艘。”[21]班布里奇也支持这一观点。约翰·罗杰斯则主张编成支队进行巡弋。尽管舰长们存在上述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却保持了一致的看法:即海军不能停泊在港口内实施被动防御,而是尽快起航,防止被封锁于港口之内,寻找机会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可见,共和党政府在战争的实践中,最终还是改变了长期对海军的偏见,采用了联邦党的巡洋作战的样式。

1812年12月,英国宣布封锁特拉华和切萨皮克湾。1813年5月,封锁扩大到整个大西洋和除新英格兰以外的海湾沿岸,美国的海上贸易包括沿海内部贸易迅速萎缩了。而杰弗逊的炮艇在强大英国海上力量面前毫无用处,这在事实上彻底宣告了杰弗逊海军政策的失败。第一年的战争实践,宣告了炮艇政策的破产,而快速战舰在单舰决斗中取得的几次胜利,却激发了海军在美国公众和国会中的威信,提高了海军的声望,海军成了国会的宠儿。国会一致同意扩建海军,,国会批准拨款250万美元,建造另外6艘44门炮的快速战舰和4艘74门炮的战列舰。一直反对建设海军的共和党也接受了联邦党的炮舰政策,两者终于在海军要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

相比于海上战斗,湖上的战斗更具有战略意义。1813年9月10日,奥利弗·哈泽德·佩里指挥的伊利湖之战的胜利,使美国赢得了对伊利湖的控制权,恢复了美国在俄亥俄河以北的美国西北部的优势,西北部领土安全地回到美国手中,保证了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密执安和威斯康星州成为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14年9月11日,在托马斯·麦克多诺少校指挥下,美国舰队取得了尚普兰湖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英国肢解美国的战略企图。尚普兰湖战役之后,英国政府审时度势,不再要求美国割让领土。,英美双方代表签署了根特和平条约,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和美国真正的彻底独立。

在1812年战争中,美国海军袭击商船引起的小规模战斗,有二十多次发生在大西洋,一次发生在太平洋。在单舰对抗和快速帆船战斗时美国四战四胜,单桅小帆船和双桅船战斗时美国人八战七胜。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军舰在大洋上交锋25次,美国人胜13次。[22]这些战绩证明美国海军的战斗人员至少并不比英国皇家海军差。佩里的伊利湖大捷和麦克多诺少校的尚普兰湖大捷,确保了美国的领土完整。美国海军的这些战绩,大大提高了海军在公众中的威望,使美国公众认识到海军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工具,普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使海军在战后暂时免于削减,而这种削减以前在每次战争结束后都会落到海军的头上。海军部长本杰明·W·克劳希尔德指出:“建立常备海军的重要性,看来已为全国舆论所赞同。……逐步发展海军力量的办法也完全为国家财力所许可。”[23]

1812年战争,提高了美国海军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的快速帆船获得了英国专业人员的高度称赞。当美国的“宪法”号作为战利品运往英国时,狄龙少将报告说:它“在海军军官中引起了震动。我和其他许多舰长一起检查了这个战利品。‘宪法’号船体的各个部分比我们的先进得多。事实上,美国人在改进快速帆船方面给我们上了一课。”[24]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也断言:英国“不再……依旧是海上霸主了”,“制海权的象征必定传给这个半球。”[25]

1812年战争期间,共和党在战争的教训和压力之下,终于抛弃了长期以来持有的对海军的偏见,转而接受和实践了联邦党的海军扩张政策和巡洋战理论,使战后的美国海军继续得到发展。这表明,到了此时,美国公众和统治集团都认识到了海军作为国家的一个政策工具必须存在,而且是持久存在。从此,主张废弃海军的舆论、观念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于是,海军舰队第一次享有了人们对常备海军的情感。人们虽然不是普遍地,但已经一般性地接受了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海军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也是永久性的需要。经过1812年战争,海军的常备军地位牢牢地确立了。


[1][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58页。

[2]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3] Alexander Hamilton to the People of New York, Nov. 24, 1787, The Federalist (E. M. Earle’s ed., 1937), No. 11, p.65.

[4] The Federalist ,No. 11, pp64-5.

[5]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22.

[6] The Federalist, No. 11, Hamilton Papers, 4: 339-46

[7]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I, p.78.

[8]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I, pp249-50, p.309.

[9] [美]阿伦·米利特 彼得·马斯洛斯基:《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93页。

[10]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I, pp.428-30.

[11]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 p. 381.

[12] Debate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Jonathon Elliot’s 2nd ed., 1861), Vol. II, p. 153.

[13] Paolo E. Coletta,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the Navy, Vol. I 1775-1913,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0, p.39.

[14]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30.

[15]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0页。

[16] Paolo E. Coletta,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the Navy, Vol. I 1775-1913,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0, p.50.

[17]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46.

[18]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80页。

[19]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20] [美]J·布卢姆 等:《美国的历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11月版,第269页。

[21]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22] [美]E·B·波特 主编:《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页。

[23]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24] [美]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25] [美]托马斯·帕特森 等着:《美国外交政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80页。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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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战略选择的动力主要来自现实的需求、海军官兵的主动作为和先进的海军军事思想

这个时期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只能靠现实的需求、海军官兵的主动作为和海军派相对先进的海军军事思想,来自在地推动海军战略选择的前进。

1775年到1815年期间,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是相当严峻的。首先,英国对美国的威胁最大。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期间,英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是战略性的、甚至是致命的;其次,与法国的关系也呈现出断断续续的交恶,并最终导致了与法国的准战争,法国的私掠船在美国海域和加勒比海海域劫掠美国的商船;另外,北非海盗国家时断时续地劫掠美国在地中海的商船。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对美国是极为不利、极为严峻的。正是这种客观而严峻的危机与挑战,才不断地提出了要创建海军的需求,迫使美国最终做出了建设常备海军的战略选择。

尽管海军人员在决定海军发展的大方向问题上,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但这一时期,美国海军的主动作为逐步提高了海军在政府和民众中的威望,从而从下层营造出了有利于海军战略选择的环境和氛围,间接地推动了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

1775年到1815年期间,弱小的美国海军在勇猛的舰长们领导之下,书写了美国海军初期一系列辉煌的篇章,逐步提高了美国海军在美国民众和上层的好感,为海军常备地位的取得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比如,独立战争期间,约翰·琼斯果敢地将战火推到英国沿岸,振奋了美国人的士气;1798年至1800年的对法准战争期间,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舰长,在这些舰长的指挥之下,美国海军将法国的私掠船和战舰从美国海域赶到加勒比海海域,取得一系列重大的胜利。整个战争期间,约有80艘法国舰船在准战争中被美国俘获。这些胜利提高了美国的威望,增强了美国的民族自信心,也提高了海军的地位和威望。

杰弗逊执政时期,历经4年的海上战争,最终迫使的黎波里放弃了向美国索取贡金的要求。这次战争,严惩了的黎波里,维护了美国的地中海贸易,进一步提高了海军的威望。

美国海军在1812年战争中的一系列战果,特别是两次湖上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海军的威信,因此,1815年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海军没有遭受削减的命运,最终确立了美国海军常备军的地位。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海军虽然力量相对弱小,但海军军官表现出了卓越的献身精神,果敢的战斗精神,海军的主动作为是美国海军地位提高的一个核心因素。

与反海军派落后的海军军事思想相对照,这一时期海军派的海军军事思想是相对先进的,成为推动美国海军进行正确战略选择的重要动力。

海军派的核心联邦党人认为,海洋不但是美国的天然护城河,也是天然通途,威胁可能通过海洋通道,危及美国的安全,因此必须发展海军来保护自己;联邦党在海军力量的发展上,提出了建立相对优势的常备海军,即在美国海域维持一支小型的海军力量,能同对手派来的分舰队相抗衡;在海战观上,联邦党大多主张发挥海军内在的机动性、灵活性,实施有积极作为的巡洋作战。

图片 4图4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卫星图5

六、战略选择的进程显得十分艰难而又曲折

由于缺乏科学的海军战略理论指导,战略选择的动力因素和制约因素经常势均力敌地相互作用,这一时期,美国海军的战略选择表现出明显的曲折性特征。

独立战争期间,在英国海军的压力下,大陆会议临时拼凑和建造了一些战舰,初创了小规模的海军;独立战争一结束,美国的邦联政府就主动地解散了海军,拍卖了战舰,开始了为数10年之久的有海无军的历史;在北非海盗的压力下,特别是在与英国法国相互交战的情况,华盛顿政府艰难地通过了海军法,重新创立了海军,奠定了常备海军的基石;在与法国准战争期间,亚当斯政府大力推进海军常备化的进程,美国海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组建了海军部;准战争的结束,特别是共和党的执政,又使海军几乎面临覆灭的灾难,北非海盗国家的再次劫掠才暂时缓解了杰弗逊政府对海军的削减;1812年战争宣告了炮艇政策的破产,海军力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通过战争的教训,使共和党改变了长期持有的对海军的偏见,这才接受了海军常备化地位的现实。

从美国海军发展的动能方面来看,被动性是非常突出的;从其发展的波折历程来看,曲折性的特征尤其明显。外部压力增强或战争期间则加快海军的建设,和平到来,伴之而至的便是海军的解散或削减或倒退。

图片 5图5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卫星图6

七、战略选择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开拓奠基意义和较长远的影响

1775年到1815年期间,美国面临着欧洲强权政治的战争威胁,时断时续地卷入到欧洲战争的漩涡。在欧洲的高压下,经过长达40多年的争论和较量,美国最终作出了国家应当保持一支常备海军力量的战略选择。特别是1812年战争的教训,以杰弗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不但抛弃了原先不要海军的偏见和固执,而且抛弃了炮艇政策的消极防御战略,转而接受了联邦党的海军政策,即炮舰政策和巡洋作战战略。这说明美国的最高决策层对海军的使命、任务及其运用等方面都达成了共识:海军应承担国土防御、港口要塞防御和保护与拓展贸易的使命;海军主要活动的区域是近海;海军的运用方式主要是巡洋作战。这一战略选择的结果几乎影响了19世纪一个世纪美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美国海军未来70年左右的发展方向,具有开拓性的奠基意义。在以后的70年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家实力的提高,随着世界海军变革的开展,美国海军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局部性的调整,而没有进行过方向性、根本性的变革。直到19世纪末之前,美国海军始终是一支规模有限的以近海活动为主的力量,一直奉行的是以“守土保交”为主的防御战略,主要依靠向有关海区如地中海、巴西海岸、远东海域等派驻分舰队的方式,保护美国的海外贸易。虽然也曾对拉美等小国弱国推行“炮舰政策”,跟随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搞侵略扩张,但海军性质的主流一直是内向型的,以防御为主的。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第一次战略选择的延续和发展。


[1] Harold &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1776-19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p.92.

[2] [美]内森·米勒:《美国海军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10月版,原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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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6图6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电波塔实景图7

图片 7图7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1号电波塔卫星图8

图片 8图8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南工作区域卫星图9

图片 9图9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南工作区域实景图10

图片 10图10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北工作区域卫星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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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北工作区域实景图12

长波,是指频率在300千赫兹以下的无线电波,根据波长又可细分为长波、甚长波、超长波(波长1万-1000千米、频率30-300赫兹)和极长波13。显然,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采用的是甚长波通信;甚长波通信,传输衰减小,稳定可靠,但通信频带较窄,只能传输低速电报、不能通话;甚长波沿弯曲的地球表面传播,有一定的绕射能力,能够传播超过数百千米至数千千米,在海水中的传输衰减较小,入水深度可达20米。从图12可见,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完全可以将指挥信息有效传递至活动于西太平洋、黄海、东海、南海、日本海等海域的日本潜艇。

图片 12图12 日本海上自卫队宫崎长信台作用范围示意图14

据有关资料介绍:世界海军史上,日本是最早使甚低频技术达到实用化的国家之一,早在1929年便建成了佐佐美通信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在马德堡建立了甚低频通信站;英国海军也相继在路格维建设起了发射频率为甚低频的通信站;自1985年5月起,美国已先后在太平洋舰队、地中海、西太平洋及北极冰盖条件下成功实施对潜超低频通信系统试验;继后,又相继建起多个超低频发射台并交付海军使用15。

日本佐佐美通信站,日本称之为佐佐美送信所16(东经137°01′08″、北纬34°58′11″),位于日本爱知县刈谷市高须町;1928年建成电波塔,1929年投入使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运用于对潜长波和短波通信,1950年美军接收、日美共用,1993年美军停止使用,1994年交还日本,1997年电波塔撤除,2005年建设佐佐美送信所纪念馆并于2007年建成开放。

图片 13图13 日本佐佐美送信所纪念馆卫星图17

图片 14图14 日本佐佐美送信所纪念馆实景图

图片 15图15 日本佐佐美送信所18

图片 16图16 日本佐佐美送信所电波塔

图片 17图17 日本佐佐美送信所电波塔19

图片来源:谷歌卫星图,标注为编者所加。

图片来源:YAHOO!地图 图片来源:地理院地图。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Ebino VLF transmitter is a large transmitter for transmitting orders to submerged submarines, situated near Ebino, Miyazaki in Japan. Ebino VLF transmitter,which was completed in 1991, is used by the Japanese Navy to transmit orders tosubmerged submarines on the frequency 22.1 kHz with the callsign JJI. The antenna system is carried by eight masts, each 270 metres tall, which arearranged in two rows.

图片来源:谷歌卫星图,标注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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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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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周建龙 耿绍晋。

资料来源:世界最大级の长波通信设备「依佐美送信所」公式サイト,网址:

图片来源:谷歌卫星图。

图14、15来源:世界最大级の长波通信设备「依佐美送信所」公式サイト,网址:

图16、17来源:世界最大级の长波通信设备「依佐美送信所」公式サイト,网址:

[责任编辑:huang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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