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网络司令部升格开启美军联合作战变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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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施网络威慑战略,再次对中国出手——对美国曼迪昂特公司披露中国网络间谍报告的反思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李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2月18日发布名为《APT1:揭露中国网络间谍单位》[①]的报告。《纽约时报》19日援引报告摘要称,[②]该公司历时6年追踪141家遭受攻击企业的数字线索,证实实施攻击的黑客组织隶属于“总部设于上海浦东一栋12层建筑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19日回应称,中国军队从未支持过任何黑客活动,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同日表示,网络攻击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应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加以解决。可以说,这类报告的抛出,不是第一次,当然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只是其威力较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2年3月7日发布的《中国计算机网络作战与网络间谍能力》[③]更具杀伤力,大有步步紧逼之势。对此,我们将如何应对?救火队式的被动应对,只能应对一时,不能安守一世,应从更深层次去思考,找出问题的根源,而从容应对。一、美国网络空间战略与实施1、美国在网络空间秉持“网络威慑”的基本立场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美国要干什么。就曼迪昂特公司的报告一事而言,这绝非中国媒体所言“有商业炒作之嫌、套取国会经费”那么简单。要知道美国自二战后历经几十年的演化过程,已形成如今较为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国家军事战略”战略体系架构。凡事有规划、有评估、有步骤,已成为美国习惯性的战略思维。因此,我们不妨先从战略层面来剖析美国要干什么。从美国国家网络空间战略层面看,美军网络空间所有工作完全是在其国家战略框架下逐步展开的。全球网络空间可以分为三类:公开互联网、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军事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在近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已经率先形成相对完整的国家网络空间战略理论。分析美国三届总统任职期间发布的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军事战略、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国防部网络空间作战战略等所有与网络空间相关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将网络空间与海洋、空天三个领域并列为全球公共领域,意图在获得海洋与空天领域主导权的基础之上,通过在这三类网络空间中筹划战略发展、谋求绝对优势,保障国家安全战略意图输出途径,进一步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当有必要时,美国将以‘对待其他任何形式的国家威胁’那样应对网络空间敌对行动”,这是美国在网络空间秉持“网络威慑”的基本立场。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上将认为,按照对等原则,并遵循现有的国际法,美国保有综合使用国家实力任何必要手段的权力,而网络空间作战是信息作战的基本支撑。[④]总体来说,这就是美国目前奉行的网络威慑理论。该理论基本是将“战略威慑联合作战概念”与布什的“新三位一体战略威慑”战略结合在一起,形成网络空间的网络威慑模型,参见下图。图片 2 网络威慑理论模型是两个方面:三位一体战略威慑模型是威慑能力建模。据此,网络空间的三位一体是网络防御、网络攻击和基于反应型基础设施的网络作战,这主要是讲网络威慑的自身建设;战略威慑联合作战概念模型是威慑行为建模。网络威慑既要增加对方的威胁成本,减少对方收益,还要通过推动克制支点左移来影响对方的决策。而网络威慑支点的模型主要包括攻击归因、身份管理和缓慢的信任关系三个要素。两个模型的核心是通过对威慑能力和威慑过程的建模,构建出影响对方战略决策的心理模型。从2010年奥巴马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2011年2月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到2011年5月公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2012年公布的《维持美国的全球地位:21世纪的防务重点》,始终贯穿着网络威慑理论。2、战略不对称性模式下的行动目标搞清楚美国要干什么之后,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怎么干了。而这又不得不提及以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为代表的——净评估[⑤]。净评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找出自身优势和对手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即识别和利用战略上的不对称优势。而这些都不仅限于军事力量方面,也可能是经济、地理,甚至人种和文化上的缺点。如克里派恩维奇所说“战略最难的部分是识别、开发和利用自身相对于对手所具有优势的领域”,[⑥]然后将这种不对称优势尽可能地发挥到对手脆弱的领域,从而使对手为这场竞争付出重大代价。从较早的美国媒体周期性地指责中国军方参与网络黑客行为,到最近的《中国计算机网络作战与网络间谍能力》报告,再到《APT1:揭露中国网络间谍单位》报告,再将近几年来白宫、国防部发布的相关官方文件,如果按时间排序放入净评估的战略不对称性分析模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只有一个论断:美国政府在向世界传播一个信息——我们有能力确保美国的网络空间安全,并充分掌握包括来自中国的任何网络攻击行为的详细来源与技术手段,一旦美国政府要采取反击措施,后果将十分严重。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曼迪昂特公司报告里相关技术问题披露的如此详细。3、网络空间领域的战略传播模式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战略传播在白宫和国防部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战略传播是指美国政府集中努力来理解并接触关键受众,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的信息、主题、计划、项目和行动,来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和目标的环境的整体的持续的行动过程。[⑦]可以说,美国渲染“中国黑客攻击论”就是在战略传播下的信息作战。这犹如由白宫主导下的一场音乐会,“乐队指挥”就是联邦政府与国防部负责网络安全政策的各个主管;“编曲”就是由负责战略传播计划与集成的相关部门;“乐队”就是包括众多媒体、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智库、众多的民间网络安全公司、甚至盟友国等在内的各种战略传播实践体,当然总统及一些政府要员有时也会客串其中;“音乐”就是经协调和同步的行动、文章、评论,当然这次《APT1:揭露中国网络间谍单位》报告成为这场音乐会当下的重音符,白宫在此背景下于2月20日公布一份新的战略文件,宣称将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日益严重的外国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活动,这相当于为配合这重音符打了一次“和谐”的节拍;“听众”不言而喻就是包括中国政府、军队,以及美国人民、其他国家、网络恐怖组织等在内的传播对象。而这场音乐会的演出包含了两个平行又交叉的两个曲目:一是从正面传播,以提升美国网络力量体系在网络空间所有活动的可信度与合法性。美军从早期的全球网络作战联合特遣部队和网络战联合职能组成司令部到美国网络司令部的成立,再到如今美国整个网络力量体系的日益完善;从早期对网络空间的模糊认识,到如今成体系的理论研究;从简单的病毒防御到美以合作研发旨在破坏伊朗核计划的超级工厂病毒;1998年5月签署的《第63号总统决策指令》到2013年2月20日的战略文件……美国政府及国防部无不以“正面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似乎美军文件中所定义的计算机网络作战中“计算机网络剌探”网络情报搜集行为是“正义之职能”。二是从负面传播,以削弱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盟友国家及敌视美国政府的网络集团的可信度与合法性。例如,此次报告事件,美方并未突出相关网络技术问题,而是纠缠于“中国军方”与“盗取商业情报”两点不放,其主旋律非常明确,即从道德与心理上实施打击,试图让广大受众群体产生“中国军队正在做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情”的印象,这就达到了其战略传播的目的。而非一定要向中国政府或军队兴师问罪,论个分明。其实,这一“主旋律”早在2012年3月,作为“乐队指挥”之一的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上将(别忘了,亚历山大上将就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总参三部部长)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作证词时,早有定调。他说,“第三威胁体现在网络犯罪领……隐蔽性的黑客行为可能拥有国家或者有关国家情报部门支持的背景。”其实,国外媒体一开始就将网络空间此类APT(Advance Persist Threat)威胁归结于国家背景支持,主要原因在于这类网络行为更为隐秘,更加难以防范,如果被敌对国家利用后果不堪设想。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暴露了美国人最害怕的问题。这恰恰符合美国战略不对称性分析的思维模式,而曼迪昂特公司发布的报告英文名称中使用的“APT1”,这也绝非是一种巧合。4、美国政府及国防部预期的效果美国如此精心设计,无非也就是想达到以下几个目的:一是试应手,看中国政府与军队的反应,测试中国政府与军队的心理底线;二是借助战略传播手段,将“中国军队”与“盗取商业情报”捆绑在一起,造成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军方社会公信度的下降,促使中国军方下意识缩紧手脚,阻碍中国军方在网络空间力量正常发展于无形之中;三是起到威慑作用,同时也有敲山震虎之效,告诫其他国家或集团,美国同样可以采用同样的手段进行针对性打击。总之,最终的唯一目标是保持美国在网络空间谋求绝对优势,为国家安全战略保驾护航。尽管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打压中国的每次行动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但还是有很多地方供人“圈点”的地方。首先,美国的网络威慑理论对规范网络空间行为准则本身就具有严重负面作用。例如,美军的网络威慑理论的理论基点是假设敌手是理性的,通过对理性敌手的心理建模来探索在网络空间博弈的环境下双方的行为模式,其理论基础是考虑如何在对抗环境下谋求单方面的安全。鉴于互联网空间的“互联性”已经很难人为划分哪些是美国的网络,哪些是其他国家的网络。在无国界的网络空间人为地实施对抗性战略,势必“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威慑本身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对“与潜在的合作伙伴的战略互信”是一种最大的伤害,为制定规范的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应通过国家间良好互动来推动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构建。其次,在这场“音乐会”中,乐队的其他乐手不慎抢调,直接破坏了这场“音乐会”的音效。比如,白宫2月20日公布的将严厉打击外国盗窃美国商业机密活动的战略文件,宣布的时间和曼迪昂特公司发布报告的时间相距太短。观众一看便知其排演的比较仓促,未达到“最佳”效果。最后,这场“音乐会”的第一小提琴手在人选问题上大有问题。Ibtimes中文网在2月20日发表名为“解密黑客报告发布公司曼迪昂特”[⑧]的文章称,曼迪昂特公司创始人42岁的凯文·曼迪亚军方背景强烈。据这篇文章中的数据显示,这位干过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的网络犯罪调查员、五角大楼计算机安全官的正牌网络战士2004年创办了曼迪昂特公司,一直到2011年美国风险投资基金KPCB公司和摩根大通7000万美元投资之前都生意清淡且默默无闻。而《APT1:揭露中国网络间谍单位》这份报告中又称在6年前就在追踪美国141家遭受攻击企业的数字线索。如果这些网络追踪调查的工作量由两个人来运作,按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一系列2007年收入数据个人收入[⑨]中位值2.7万美元来计算,在该公司2011年获得7000万美元投资之前,仅这项追踪调查工作就需花费20万美元以上。这些巨大的工作量,谁来买单?这一切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难道是受命退役创办公司?这可能只有“乐队指挥”知道的事了。所以说,这位美国政府选定的这位“第一小提琴手”不是很理想。二、中国的应对与反思对美国而言,实施既定的网络空间战略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是主权之国。对于有关解放军参与黑客攻击的说词,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与外交部均坚决否认。当然,美国一个民间网络安全公司出台一个自制的报告,不会伤及中美关系的主流。但对中国而言,当美国民间网络安全公司或智库再抛出一个“APT2”的话,又当如何?是将其当成外媒炒作或公司商业炒作加以应对,还是将其当成对华的信息作战应对?对事件本质的认知将决定应对措施及其最终的效果。自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存在以来,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达数年连续不断的“中国黑客攻击论”渲染,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出招也越来越狠。尽管中国政府也摆出了良好的姿态,试图与美国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加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但众所周知,效果不佳,疲于应付。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静下心来深刻地反思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反思之一:以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观去硬套美国文化下的价值观,常常会错误判读美国的行为规范,错误的本质上的认知必将导致非常不利的局面。反思之二:一个没有完整理论支撑的信息技术产业或网络空间作战体系,是无法长久的,极易因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反思之三:在海、陆、空、天、网五个作战域中,目前中美军事实力绝对差距在网络空间域中最小,如果以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为重,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势必快速丧失因信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红利。反思之四:我们是否真正领悟和掌握了网络空间所固有的特性,联合集成和体系化,不仅仅是系统的集成与装备的无缝衔接,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根本的是思维上网络中心化。反思之五:曼迪昂特公司报告事件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急于回应、反驳,还是就事件本身进行系统评估?应对措施是临时拼凑还是从应急方案库中优选其一?……三、结语一家民间网络公司的报告又一次掀起国际舆论大波,这看似小事,却折射出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逐鹿网络,谁执牛耳?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虚拟又现实的网络空间中,拼的不是体力,也不是所谓的小聪明,而是智慧,大智慧;拼的是看谁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与更科学完备的战略规划。当然,和平是人人都向往的。最后,特别郑重申明,以上所有文字不代表任何官方、、政党、利益集团的立场,仅为笔者个人一些不成熟的观点,仅供参考。成文匆匆,若有谬误之处,敬请谅解。

近日,美军宣布将于2018年实现133支网络作战分队的完全作战能力。这将是2009年网络司令部组建以来,美军推动网络作战走向战场、支援联合作战进程中重大里程碑式事件。现将其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美军承认他们对网络的感知能力存在“关键短板”。然而目前看来,在网络任务部队建设的过程中,美军正式实施网络作战行动6年以来暴露的教训之一就是网络理解能力匮乏。针对近期曝光度很高的两起网络入侵事件,中国和俄罗斯再度成为美军官员无端指责的靶子。

美军网络司令部升格推进美军联合作战形态由政治联合、战略联合、作战联合,走向战术与装备联合,直至未来单个人员之间的知识联合。这是美军联合作战形态上述五层深度联合演化历程中里程碑式事件。现有军种格局下,网络军种该不会出现。其出现之日,是军政体制中,以传统物理空间为界限组建军种格局消失之日;其出现之时,也是军令体制中,以战区为中心联合作战的消亡之时。两者的交叉点就是以职能为中心的联合作战力量形态与作战运用形态的统一。届时,理论上、想象中的网络战将成为战争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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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种主导下的联合作战战术支援分队

“我们并不理解自己的网络”,美国网络司令部作战处处长(director of Operations for U.S. Cyber Command)海军少将迈克尔·吉尔迪(Rear Adm. Michael Gilday)在武装部队通信和电子协会北弗吉尼亚分会2016年5月12日的海军信息技术日上向听众表达了这种观点,并暗示这种现象在工业界和政府普遍存在。“敌人正在逐渐比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我们的网络,而我们却不理解自己。”

2016年3月份以来,美军高层已经基本达成网络司令部升格为职能型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共识。这将是美军网络空间军事化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美军在网络作战正规化方向的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该事件可能开启了美军新一轮军事变革的第一幕。


美军2009年以其网络作战部队尚处于分散状态。分别由ISR电子情报、战场通信保障、指挥信息化安全防御、航天作战保障、战场电子战、信息作战等六大类不同业务部门分头管控。整编后作战人员以四个集团军编制、约13万左右规模分属四大军种。到目前为止,他们在军种主导下,已经整合为独立的网络兵种。

曾在舰艇上工作的吉尔迪将这种现象类比为水手没有管线图,不知道管线连接方式,也不知道其通向哪里。在管线图的帮助下,“出现泄露或者爆发火情时,你就可以迅速将事故点隔离,控制破坏程度然而继续下一项工作”,但如果没有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一、美军网络司令部升格是美军网络作战发展路线图中的里程碑

[①] APT1: Exposing One of China’s Cyber Espionage Units,详见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官方网站] 环球时报,2013-02-20 02:35,中方否认美企有关解放军参与黑客攻击报告,] Occupying the Information High Ground: Chinese Capabilities for Computer Network Operations and Cyber Espionage, ... er_%20Espionage.pdf[④]基思·亚历山大2012年3月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听证会上证词。[⑤] 关于净评估的相关内容,可参见] Andrew Krepinevich, "21stC Force Posture"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QDR, July 7, 2009)。[⑦]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Gordon England, “2006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Execution Roadmap,” memorandum for Secretaries of the Military Departments,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umerous other Directors,Attachment,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5, 2006, 3.[⑧] ] 详见

依据美军军政、军令分立的联合作战体制,2009年组建网络司令部只是军令系统的指挥机构,对这13万部队只有指挥权,没有行政管理权。而且这四个集团军主体任务仍然是联合作战保障,不是联合作战支援。新组建的133支营级规模的分队,就是要在现有解决在军种主导的军政体制之下,完成战术层面联合作战支援使命。按照现有公开数据,133支分队在各军种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如果你连自己的网络都不理解,你就没法防御它们。道理就这么简单。”他说道,“当我们接到处理事故的任务时,没有管线图、没有油路图、不知道该关闭哪个阀门、不知道网络将通向其他网络,这种现象并不少见。”

美军高层就网络作战发展问题有清晰的路线图,其历史逻辑起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们认为,美苏对抗、两次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情报作战、航天作战、电子战等问题必将导致网络空间军事化,这是信息时代战争样式的必然演化,无论美军推动与否,都会是客观结果。美军高层认为,唯有坚定发展网络空间攻防力量,才能未雨绸缪。但如何才能准备军事理论界设想的网络战?如何发展网络作战力量?网络作战样式是什么?网络作战武器装备是什么形态?如何处理网络作战与联合作战的关系?美军同样困惑。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国家任务

吉尔迪称网络防御小队发挥着极其关键的作用。“随着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建设这支部队,或者至少是网络防御小队建设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一件事是我们真的需要事件响应能力”,他接着向听众进行解释说。“这些小队是真正地设计成评估网络、在网络中实施入侵测试、理解这些网络、感知网络以及帮助网络操作人员组织防御……我们必须发展这些小队,使其具备9-1-1式的迅速响应能力,可以控制住潜入网络的敌人并最终将其从网络中清除出去。”

“9.11”事件之前,美军网络力量上比较弱小,只存在于战术层面。虽然能够执行某些特定战略性任务,但尚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战争。“9.11”事件之后,在反恐战争战略情报需求的驱动下,美军大力投资建设网络空间全球监控项目,情报领域的主、被动网络情报获取能力获得质的飞跃。2009年,经过美军高层的充分酝酿,决策开启网络作战正规化进程,逐步形成了网络作战发展三阶段路线图:首先,在军令体系上设立二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进一步培育网络力量建设;其次,逐步将其升格,让其在联合作战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最后,探讨网络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新模式,让网络作战力量发挥主要、甚至是决定性军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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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援

对比最近两起爆光度很高的入侵事件,吉尔迪还简单介绍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威胁,并称在处置这种情况中,日常网络作战行动需要用三个词来概括:速度、精确和灵活。“如果拿人事管理局(th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的情况来说,对手花了6个月时间才搞明白他们从哪里能够偷偷传出所有信息。而在参联会入侵事件中,我们面对的敌人行动非常迅速。”

第一阶段:二级职能型联合网络司令部与网络兵种

战斗任务

“在那次入侵事件中,行为者只花了24-48小时就完成了人事管理局入侵者持续6个月的活动。那就体现了速度、精确和灵活。你必须能够行动更快。”他边说边寻找可以指责的靶子:人事管理局数百万条记录的盗窃行为——估计是中国干的;入侵参联会电子邮件系统事件——想必是俄罗斯的杰作。

首先,由奥巴马总统推动在战略司令部之下,组建网络司令部,大力培育发展网络力量。对此,在军政、军令分立体制之下,美军高层所承担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在网络情报作战的基础上,推动网络作战力量军事运用,探索网络作战保障和支援联合作战,创新“国家任务、战斗任务和网络防御任务”三条链的网络作战指挥控制模式;二是探索、成熟网络作战力量体系,在整合“ISR信号情报、电子战、网络运维、计算机网络防御、航天作战、网络攻防”等六大业务领域作战人员的基础上,形成现有军种体制之下的网络兵种——信息主宰兵种,并推动网络作战分队力量编组,人员发展与训练,发展嵌入传统作战平台之上的网络作战武器装备。

战斗支援

[责任编辑:蒋佩华]

第二阶段: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

网络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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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前美军在2016年升格网络司令部为一级司令部的计划,满足了不升格无法继续推动网络力量全面发展新需求。这种新需求主要表现为网络作战装备发展问题。美军网络作战力量根治于ISR情报作战,美军网络司令部与国家安全局是同一个组织体系,两块牌子。2013年斯诺登解密事件之后,美国曾有声音从政治需求角度出发,拆解国家安全局和网络司令部。但从军事力量角度看,拆解两者必然大幅度削弱美军网络作战力量,实质性阻碍其发展壮大。利用国家全局物理隔离网侵入能力,将网络作战系统嵌入到EC-130H、F-22、F-35、X37B、EA-6B、B-21战略轰炸机、濒海战斗舰、弗吉尼亚级潜艇等这样的传统武器系统之中,在军事战场上执行“近战接入、无线召唤(R3:Radio Recall and Reach back)、远程操控”是美军网络作战基本样式,即CaR3Rc作战样式。该作战样式断代性开创了网络作战军事实践,即将发挥网络作战对战场的控制作用,又与传统作战平台紧密配合,必将要求网络司令部在陆海空军装备体系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013年空军的“作战云”概念,2014年陆军“网络电磁行动条令”,2015年12月老乌鸦协会的第52届国际研讨会正在讨论推动的就是这个问题,都是要解决网络作战武器装备体系形态的问题。

133/6187人

第三阶段:网络军种?联合作战形态进一步演化

其中,国家任务分队和战斗任务分别负责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与军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系统的作战任务,国家支援分队与战斗支援分队则分别负责定向支援前者,在网络战场准备和网络武器定制开发上做好技术支援。而网络防护分队则根据要防护的国家网络系统、军种网络、DODIN网络干线、联合司令部指挥控制信息系统四类目标而区分为四大类。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所有五类分队的名称与战役层面任务有所不同,但从技术和战术角度看,他们都属攻击性力量。

2016年以后呢?网络作战发展路线图的未来是什么?陆海空军种主导格局下的网络兵种已经成形,还要组建新的网络军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答未来美军联合作战形态问题。

二、全球部署、综合编组的兵力配备模式

二、美军网络司令部升格是美军联合作战发展中的里程碑

各军种基本按照现有组织架构配置使用这133支分队:陆军按照旅战斗队的模式,将41支部队配属于两个旅集中建设、训练。但在作战演习过程中,这41支分队将会打散,以单个班或排小队的方式,用所谓网络要素的方式与现有旅战斗队混编,共同完成作战任务;空海军的作战分队则主要部署于全球的主要空军基地、海军通信或情报站。必要时他们也会打散,以小分队的样式配置于作战飞机、舰艇或潜艇之上完成任务;他们常驻于美国本土,太平洋战区的夏威夷、日本,中央战区的巴林,负责平时与战时国家、军队网络国防使命。

美军联合作战基本形态的演化驱动来自两个问题:一是对手或者威胁的演化,二是自身军事能力的发展。而贯穿两者、推动其发展的就是军事作战实践,是推动美军联合作战“横向跨军种、纵向跨部队层级”两个方向上深度联合的核心因素,并逐步推动联合作战体系化形态从“政治联合、战略联合、作战行动联合到战术装备联合,再到单个人员层面的联合”的不断演进。

国家任务分队、战斗任务分队标配64人,国家支援分队、战斗支援分队和网络防护分队标配39人。现役军官约占1/2,国防部文职约占1/3,NSA情报体系人员约占5-8%。最开始曾计划编配私营承包商人员,后来全面取消。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网络防护分队中,情报体系人员占主体,而其他四类分队中,国防部体系人员与情报体系人员比例约为2:1。这种编组模式说明,在强调防御任务为主的网络防护分队,无论是防御国家或是军队网络,主要借助NSA的网络态势感知能力,而在强调攻击性任务的其它四类分队中,主要由国防部现役军人把持,以此实现与美军原六大类网络业务的综合编组。

第一,政治层面联合:联合作战形态演进的开端

三、两阶段+三环节的网络作战样式

美军长久以来的军事文化是军种文化,而非联合作战文化。二战之前1920年美军颁布的《陆军和海军联合行动》条令即有联合作战概念的萌芽。二战后1947-49年《国家安全法》确立的文官领导体制,解决了政治层面上国防部作为各军种之上“政治联合”的架构设计。

美军对这些分队基本确立了“和平与战时两个阶段衔接”和“网络战场预置+网络电磁行动抵近召唤+远程接入操控三环节相扣”的网络作战样式:

第二,战略层面联合:联合作战形态演进的实质进步

一是网络战场预置。主要由情报人员以和平时期情报作战行动完成。他们以斯诺登所揭露出的系列项目为装备,通过网络战场情报采集分析、软硬件供应链污染、人力情报手动后门预留、远程物理隔离网漏洞植入等方式,累积网络战场漏洞知识库,预先开发针对性网络武器。

冷战时期核战威胁曾经极大抑制了联合作战发展。越南战争军事实践的反思, 80年代伊朗人质危机事件“鹰爪行动”的失利,对利比亚“黄金峡谷”外科手术式海空联合大行动的成功,让各军种充分意识到战略层面联合的重大意义。美苏争霸的行将结束,也为各军种力量发展释放了重大“利好”。两者的结合,促动各军种开始筹划战略层面上的联合。这就导致80年代初期《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的通过,它努力理顺了美军战略层面上军种割裂的局面。但该法案还只是从军令系统这条脉络上贯穿军事力量战略性联合运用做出调整。军种仍然“隐式”的处于指挥链之中,一直到现在。

二是网络电磁行动抵近召唤。在军事行动期间,以诸如X47B无人机、濒海战斗舰、潜艇、X37B航天器或者前出特种小分队物理上抵近攻击目标,以电磁手段搭建网桥、打通物理隔离限制,运用诸如舒特这样的网络作战战斗管理系统,并借助“无线电地图”等装备实施目标识别、效果评估,执行网络-电磁行动打击。

第三,作战层面联合:联合作战形态演进的重心

三是远程接入操控。在固定军事基地的远程作战中心,指挥控制分队通过抵近分队构建的联通网络,使用“X计划”这样的网络作战平台,实施远程网络作战控制。抵近网络-电磁行动要素与远程指控分队之间形成类似“特种作战+传统火力召唤”式的配合关系。

这是当前网络作战解决的主要问题。

美军在网络作战战术支援联合作战领域的探索,具有非凡的军事实践价值。但它开启了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大幕,是美军网络空间军事化的核心体现。

两次海外战争切实的让美军各军种开始探索作战层面上联合的“甜头”。自此,“独立”、“隔离”战略思维被各军种逐步抛弃。“空地一体战”理论得以实践,“非接触式作战”“信息战”“精确打击”“OODA”“五环理论”等军事概念不断创新。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震慑等军事理论得到落实。这启动了各军种军事作战层面联合的迅猛发展。该时期是美军各军种联合作战能力发展跃升的阶段,更是军事作战理论创新发展的黄金期。军政体系中军种主导格局没变,但军令体系下军种联合的作战文化逐步提升。美国海军提出“网络中心战”理论,能够很好的被空军和陆军所接纳。也就在同一时期,网络空间装备体系物理层面上的“联合”开始出现,信息化指挥控制平台将美军各军种很好的结合到一起。作战行动层面上的联合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9.11”之后的反恐战争则彻底改变了军种隔离格局。情报作战、特种作战、航天作战、无人机作战等作战样式纷纷出现。在中央战区的反恐作战行动中,来自陆海空不同军种的特战队员,使用能够“互联互通互操作”的各式武器在同一个战壕中与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作战。各军种在筹划自身传统军事力量建设过程中,如果不发展能够与其他军种联合作战的武器装备系统,你无法得到国防预算。美军基于这种作战能力整合上的自信,曾经信誓旦旦的宣称“保证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美军军事力量建设也由“基于威胁”转为“基于能力”。此时美军在网络空间作战也在做整合。标志性事件是2004年以国防信息系统局为主导,组建“全球网络运维联合特遣部队”,将各军种相关保障保障力量整合在一起,用以保障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二是2005年以国家安全局为主导,组建“网络战联合职能组成司令部”,将各军种ISR情报系统力量做整合,用以在作战、战术层面支援联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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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意识到美军这种无节制扩张导致的战略力量空虚。美军逐步收紧海外军事部署,大力削减国防预算。后恐怖主义战争时代美军该走向何方成为重要战略性议题。美军再次转为求助“威胁判定”,认定世界范围的威胁形态发生重大转型。“威胁频谱”概念开始出现,区域崛起中的大国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重成为促使美军“展开新征程”。实质上,这要求美军联合作战能力向更深层次发展。其解决方案就是“网络作战”。2012年奥巴马总统颁布绝密版的《国家网络空间作战战略》,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视网络作战为国家“硬”实力,突出强调攻击性网络力量发展。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军进一步整合2004、2005年战略司令部之下组建的两大二级司令部,组建新的网络司令部。国防部对整个网络空间力量情况进行评估,规范网络力量建设国防预算,在国防预算吃紧的情况下,不断向网络空间投入巨资。参联会则颁布《过渡性网络作战指挥框架》。各军种则逐步探索发展133支网络分队,完善人员配备、训练编组、战备值班等条令、制度。

第四,装备层面联合:联合作战形态演进的高级阶段

这是当前网络作战对传统联合作战的冲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间这种整合与美军对未来联合作战形态的设计紧密相关,是以网络作战装备体系推动“跨军种装备层面的大联合”的具体体现。2012年联合作战条令中提出的“全球一体化联合作战”顶层概念,成为对联合作战形态筹划的顶层设计。再此牵引之下,后来更名为“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的军事概念,在2014-2015年提出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实质上都是美军在“装备发展层面”上的战略顶层设计。而网络空间武器装备是这些装备体系的核心之中的核心。网络作战装备内嵌入传统作战装备之中,在“网络中心战”物理层面打通传统装备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从“逻辑层面”再次打通不同装备之间的关系,美军称其为“数据中心战”。这是10年以内中近期内可以预见的美军联合作战发展新形态。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军网络司令部升格为一级联合作战司令部是美军联合作战发展形态演化过程中里程碑式事件毫不夸张。

三、未来美军联合作战基本形态构想

那中远期远期未来美军联合作战的未来是什么?美军网络作战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独立的网络军种会实现吗?

第一,未来美军联合作战基本形态是“知识中心战”。也就是作战个体“人”层面上的联合。从网络中心战、数据中心战到知识中心战,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美军在全球一体化联合作战概念设计过程中,特别强调“任务式指挥”,靠的就是单个作战人员或者分队作战执行过程中能否获得细致全面的“知识保障”。正像美参联会J7代理部长,空军准将2016年在《美军联合作战中的“跨域协同”》计划手册中提到的,“跨域协同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够吸收多领域专业人才及其经验知识,并使其融入到计划制定与作战之中”。知识中心战将是孙子所提出的“知己知彼”极致表现。而这完全在于美军是否能够占领网络空间。知识中心战不仅为联合作战打开方向,更为网络作战指引发展方向。

第二,军政军令系统合并,军种彻底退出指挥链。美军当前军政+军令分立的联合作战模式,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彻底分立,或者彻底分裂。军种没有顶层的联合作战指挥权,但在指挥链中仍然具有中间层的作战控制权。这种选择的基本原因还是能力问题,还是在底层的“战术执行层”的战术分队或武器装备尚未完全互联互通的原因。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传统陆海空领域中的作战行动,也决定了美军网络作战指挥控制链中也有军种的重要支撑性作用。军种不能完全撤出指挥链是当前现有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目前美军正在推动的《国防部汇聚战略》就是要进一步设计战术层面能力借助网络空间实现“战术战斗力汇聚”。但未来中远期,随着这种能力的提升,军种必将完全退出指挥链。美军一直强调以战斗力为中心。军种尚未退出指挥链是因为战斗力生成机制尚未解决,军种彻底退出指挥链也因战斗力生成机制的完善。

第三,战区职能逐步退化,按照作战职能彻底编组。今年是两年一度的联合司令部计划调整年。网络司令部升格的问题已经是美军高层共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UCP解决。这就是参联会的职责与地位需要调整。这一点美国防部长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已经清楚的提出要求。“现有联合作战体制由战区中心型向职能中心型”过渡已经出现在美军高层对话协调日程之上。网络司令部升格就是该最新动态的集中表现。美军未来战略运输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航天作战司令部、全球打击司令部、信息作战中心、情报作战等职能型作战顶层机构的地位都必将得到提高。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军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就新军事变革问题就提出,按照“主宰机动,精确打击,全维防护,聚焦后勤”四大职能重构美军。现在看,美军新军事变革正是完按照这个思路再走。只不过欧文斯生不逢时,后来的拉姆斯菲尔德也因反恐战争被打断了雄心勃勃的“国防部转型计划”。其实,更应该说,两个人的步伐拉得有点大。军事变革的理论准备固然重要,但要化作国家或者军事集团意志,还必须要驱动,有实践,更重要的是有支点。这个支点就是网络空间,而美军21世纪之初在网络空间远未成熟。

第四,传统军事意义下的联合作战终将走向衰退。从威胁角度来看:无数为军事理论先哲明确指出:军事是社会领域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但军事领域的存在也完全依赖社会发展。网络战、网络作战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必然冲突样式。它支撑了联合作战形态从政治一直到人整个环节的演进,却被社会形态环境所支撑。信息时代人类个体之间的紧密互动与冲突将逐渐上升为主流矛盾样式,并上升为未来社会矛盾冲突的基本样式。现在意义上的网络反恐问题,网络犯罪问题就是未来冲突的胚胎。大规模传统意义上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军事冲突将逐渐弱化,这将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联合作战逐渐衰退。从能力角度看:届时,理论上、想象中的网络战将成为战争新形态。作战行动之中的联合态势虚拟化,联合指挥自动化,联合行动光速化,联合评估智能化。网络战成为最高形式的联合作战。当然,这只是远期设想,只是虚无飘渺的可能,不具备对当前军事斗争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蒋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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