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国看透,警惕西方的陷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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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被传要加入印太战略,越南喜欢吗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包含诸多要素,市场规模是排在最前头的之一。中美打贸易战,双方市场规模大小是各自底气的重要来源。市场越大,对对方和对世界其他贸易伙伴越有吸引力,也越容易有更多战略主动性。

楚柳:印度朝野对华大辩论氛围积极

评:跨越各色“陷阱”的陷阱

澳大利亚—东盟峰会18日在悉尼落幕,14日至18日,来参加峰会的越南总理阮春福也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越澳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声明中提到南海,但没有说很刺激的话。

根据不同的统计,围绕中美市场规模的对比有不同看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消费市场总规模已经在2017年超过美国。另一种说法更流行,认为中国整体消费市场规模将在2018年或者2019年超过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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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陷阱论”的致命缺陷

如今越南在国际媒体上的曝光率挺高的,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南海声索国与中国,以及与美日澳印等国的微妙关系。越南与澳大利亚结为战略伙伴关系,一些人望文生义,联想到越南近期与美国、印度、日本活跃的外交往来,又把一个颇具刺激性的问题提了出来:越南是要加入“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吗?或者说,越南是不是“四国同盟”的“影子成员”呢?

综合不同说法,中美两国消费市场目前的规模大致旗鼓相当,但趋势是中国很快就将超越美国,而且很可能将它逐渐甩下。

近日,一场中印关系史上少见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在印度全面展开。此次大辩论参与面广,政界、军界、商界以及媒体、智库等朝野人士均不同程度卷入;议题丰富,既有战略和政治安全层面的讨论,亦有对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的期许;重点突出,通过回顾与前瞻中印关系发展,就如何看中国、如何看印度、如何看两国关系未来走向进行再思考。

近年来,中国崛起似乎被五花八门的“陷阱论”给缠住了:“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等,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弄得国人如履薄冰,总是对未来捏把汗。

印太战略已经提出有段时间了,它提供了一个让不喜欢中国的人可以很过瘾狂想的框架,并且已被一些力量当做向中国施压、要价的招牌。至于印太战略究竟是什么形态的东西,一个国家和地区怎么就叫“加入”了它,比如是去参加个会,或者表个态,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中国已连续九年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美国2016年一共销售1700多万辆汽车,中国当年光乘用车就销售了2400多万辆。美国产汽车的五分之一销往了中国。其中通用及其在中国的合资公司2017年在华销售了400万辆。另外,德国各大汽车公司对中国市场有30%以上的销售依赖,其中大众是40%以上。

涉华舆论:两种积极论调

当“陷阱论”出入各种讨论场所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很难不带成见。它的缺欠在于:首先,它只是对有限区域的历史过程的不完全总结;其次,它对复杂历史进程的总结又是有选择的,是对极为丰富的历史构成的简化;再次,这些“陷阱论”大多是战争胜利者对历史的总结,反映了曾经胜利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历史的选择就是对价值和利益的选择。当“陷阱论”为现实利益服务、成为控制或压榨新兴者的理论工具时,对历史的扭曲也就在所难免。各种“陷阱论”各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陷阱中。

既然是印太战略,印度应该是已在其中了,尤其它是四国对话机制的参加者。但是印度官方至今不说印太战略是针对中国的,也不承认四国对话是冲中国来的,只有印度媒体在兴奋地畅想四国如何联合对付中国。

中国稳居世界第一大智能手机消费市场,更是最大的服装、电子商务、国内旅游和农产品市场等。中国大豆的进口量占了整个大豆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过去10年,美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速为4%,但对中国是11%。

此次大辩论中,涉华积极平衡、客观理性的声音有所增多。以下两种论调值得重视:

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才能维持国际秩序。在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不愿继续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

更何况越南了。它在与美日澳印发展关系,不太在意因此而引发国际媒体的种种联想。同时它又很积极地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并推动两党关系升温,与中国一起给南海争议降调。河内与两年前相比不是更激进了,而是更圆滑了,更熟练地在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其他有影响力的国家之间玩弄平衡。

中国市场继续扩大的潜力十分惊人,由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消费者崛起,新世代年轻人有了全新消费习惯,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对社会形成全覆盖,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近年来增长迅速。随着医疗、养老体系的逐渐完善,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必将进一步释放,这一前景全球瞩目。

一是机遇论。主张视中国发展为机遇,积极支持双边关系改善。印知名学者库尔卡尼等认为,中国发展经验对印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包括印在内的周边国家带来巨大机遇。印是亚投行第二大出资国和最大资金使用国,用好亚投行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印改善自身基础设施和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印中同为金砖国家和上合成员国,在全球化、自由贸易、气变等问题上共同利益增多。十九大和两会召开后,中国在习主席领导下保持政策延续性,有利于实现“两个百年”长远奋斗目标,也为中印关系发展增加了确定性。中印关系改善将为印发展创造更多有利内外条件,印中应携手共创“亚洲世纪”。

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含义并不相同,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真如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吗?他这么说,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给美国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

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也留了一些私心,忍不住在经济上“通中”。而且“吃人家的嘴软”,堪培拉在表现一段时间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忠诚之后,往往又会强调“看不到中国的敌意”,“中国不是威胁”。

除了极少数产品,这个世界大多数都是买方市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并进而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任何国家与中国开打贸易战都意味着很大风险,在没有极为严重的冲突时与中国搞战略对抗,也决非明智的国策。

二是平衡论。认为印对华认知应更加客观平衡,既要合作又要防范。《印度教徒报》等媒体评论称,当前中国地区和国际影响力快速增长,与中国对抗既不利于印自身发展,也将使印东西两线受压,不符合印利益。美并非可靠合作伙伴,印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印需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开展合作,并在不同地区机制间寻求平衡。同时,中国实力增长使印周边外交压力倍增,印应增强自身国防和经济实力,重点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另外,这些“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经验、阶段总结,并不反映必然规律。比如鼓吹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且不说两千多年前的西方局部历史经验能否适用于当今世界,尤其是东方文明古国,仅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而言,西方史学界一直有争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解释只是其中之一,并非真理,而且修昔底德本人的逻辑前后不一。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修昔底德本人给后人设的一个陷阱。

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已是西太平洋最强大的磁石,一些力量宣扬的“中国威胁”没有确凿的佐证,相关担心抵不过与中国合作的吸引力,而与中国对抗的坏处远远大于为美国效力所能得到的好处。所以区域内个别国家做出复杂的、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外交姿态,搞得印太战略有些朦胧。

尽管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优势,从理论上说,一旦中美开打,美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更容易被替代,中国还可能减少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的机会。但这个问题被大大夸张了。因为即使现在,由于美国的设限,中国也只能买到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大路货”,中国最想买的尖端产品它根本不卖。与此同时,中国产品占据供货稳定、价廉物美的优势,美国想找替代品也决非如想象的那样容易。

中印关系:三大积极变化

西方“陷阱论”层出不穷,其潜台词恐怕是:中国如果不走西方的道路,前面就是万丈深渊。其本质是不认可、不看好中国道路,反映了西方基督教思维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普世价值”,终结了历史选择。这使西方总是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世界、看自己、看中国。拥有特长历史、特大规模、特世俗社会以及特殊崛起这“四特”属性的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奉这些“陷阱”为圭臬,将会形成恶性预期自我实现的效应,这一点尤其需要警惕。

美国推印太战略的目的最明确,日本也明确,都是要牵制中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都有机会主义的成分,如果越南确实在往上凑,它的机会主义性质就更浓了。美国的目的虽明确,但当年遏制苏联是要遏制它的扩张,易于操作,而遏制中国的进一步成长却无从下手。美国自己就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如何与中国切割?

华盛顿关于中方损失更大的恫吓是在为它自己下这么大的赌注壮胆。它暗示要拉盟友们一起对付中国,中国怎么会信它有这个本事?华盛顿与盟友在经济上都是竞争关系,那些盟友顶多说几句让大哥悦耳的话,面对中国市场眼看要超过美国市场的巨大诱惑,它们怎么可能真的跟着华盛顿跑?

本轮印对华政策大辩论之所以出现更多客观理性声音,与当前中印关系总体积极向好、回暖升温的大背景有关,也反映出中印关系三大变化:

走出“陷阱论”的历史迷思

越澳结为战略伙伴关系完全有它们的正当性,它们都是主权国家,有权对彼此的关系进行定义。再说“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名称有些贬值,中国与越南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澳大利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越澳关系的名称叫得还响。所以单从阮春福这次访澳摆到桌面的成果来看,中国人没必要说什么。

华盛顿现在就是外强中干,它要拿一块差不多重的石头砸另一块石头,它很清楚自己将有多疼,但使劲咋呼。最让它心虚的是,它那块石头虽然重量差不多,或者稍重些,但其实是酥的,既缺少凝聚力又缺少承受力,根本经不起反复对撞。

一是战略态势之变。当前印中实力差距不断扩大,中国GDP总额是印的5倍多。印媒自己也感叹中国GDP增长6.5%,相当于印GDP增长40%。印短期内赶超中国无望,自身实力与影响力均难与中国比肩。中国外交战略更加主动进取,积极引领全球化方向,推动周边区域合作与和平发展,彰显大国风范,亦使印相形见绌。尽管不少声音视中国发展与战略进取为挑战,但更多有识之士认为印应顺应世界发展和中国崛起大势,重视审视并调整对华政策,“放下面子”与中国搞好关系,以合作取代对抗。印中是搬不走的邻居,印不能放弃发展对华关系带来的机遇,更无法承受与华对抗所需付出的代价。

“陷阱论”近年来不断花样翻新。一些学者热衷做“搬运工”,不少时候还把它们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入口,乃至不知不觉掉进了各种“陷阱”所设置的理论陷阱。

至于堪培拉与河内是否把各自的机会主义往一起拧了拧,我们不清楚。国际媒体纷纷朝着“是”的方向解读,还是请它们对那些解读做回应吧,中国人可以顺便听一听。

美国的力量和意志很大一部分来自人们的惯性想象,它适合操弄那些想象渔利,但它清楚自己并没有真正开启一场大仗的资本。大仗需要耐力,而耐力的最重要条件是社会的团结和人民的支持,这两条特朗普都没有。

二是政府导向之变。去年9月中印领导人厦门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重要战略引领,此后两国政府均致力于积极引导中印关系翻旧页、开新篇。莫迪政府希稳定中印关系,提升印大国地位。近期印政府持续释放发展对华关系积极信号:官方人士不断透露印总理、外长、防长等访华消息;发布禁止官员参与达赖集团活动指令,促其改变所谓纪念活动地点,对涉藏政策纠偏;要求隶属国防部的防务与分析研究所推迟召开“全球视角下的印中关系”研讨会,避免以印中新平衡为主题的会议出现涉华消极言论;官方涉华表态总体基调积极,强调合作沟通。中国政府在对印关系上主动作为、开拓进取初见成效。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王毅外长去年12月分别访印,引导中印关系回稳向好。两国就涉藏、边界、马尔代夫政局等问题保持沟通,增进互信。王毅外长在两会记者会上有关中印要“龙象共舞,而非龙象争斗”的表态在印引发积极反响。

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对“陷阱”津津乐道?一个原因是,“陷阱论”中包含着一些真问题。今天各种“陷阱论”,大多先是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的,它所反映的一个事实,即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西方国家传统优势地位的逐渐式微,以及西方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局面的加剧,在20世纪下半叶曾较长时间都自信满满的西方人,如今在面对现实和未来时,已经充满不确定感和迷茫心绪。

美国只适合打有压倒性优势的战役,一碰到困难就撑不住了。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把美国看得越来越透。最新消息说,中美已经开谈,美财长姆努钦还表示对达成协议抱有“审慎乐观”。我们想说,如果他指望的是中国将单方面做让步,那么他最好还是收起“审慎乐观”,连谈也不用谈,直接准备把贸易战打响吧。

三是舆论环境之变。去年洞朗对峙事件使印涉华舆论环境一度恶化,负面舆论“一边倒”。自中印关系转圜以来,在两国政府积极引导下,两国关系发展的舆论环境也有所好转,印涉华舆论总体基调有所回调。印政商学界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对华政策负面效应,纷纷建言献策,主张从长远战略考量和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稳定并发展对华关系。舆论环境改善与政府政策导向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相互促进的态势。

以各种“陷阱论”的方式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焦虑,这是很正常的。但“陷阱论”在中国引发“焦虑”,还与中国的国家特性与发展阶段有关。与一般国家不同,中国是少有的领土规模广大、人口数量众多、族群和文化构成繁多、地域差异显着的超大规模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在平常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远超一般国家的复杂性。在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内部变动激烈,由此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更会远远多于中小规模国家。当各种“负面新闻”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迅捷地到处传播时,外来的“陷阱论”,总是容易得到被放大了的负面现实情境的印证和支持。

未来走向:塑造积极态势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各种“陷阱论”面前所表现出的免疫力不足,所表明的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辨识能力还是有欠缺。而其成因,又在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相遇时的相对弱势,使得中国人长期在面对外来理论时,养成了十分显着的学习者心态,批判反思意识不足。

当然也要看到,此次大辩论依然有不少疑华惧华噪音。这些论调难以跳出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的窠臼,视中国为印大国崛起竞争对手,渲染中国战略和军事“威胁论”,指责印政府对华示弱、绥靖,主张与美日联手平抑中国影响力。中国政府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在加强对印关系积极引导的同时,也应防止印方在消极力量鼓动下出现反弹和新的问题。

这种被动学习者心态,与我们的历史主体意识同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不相匹配、对世界乃至自身的历史解释能力不足有关。中国以往的历史记述主要是关于中国的,而在近代以来接受的区域史、世界史或全球史,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西方历史的一种延伸。当中国人在由西方学者提供的历史中思考时,对各种“陷阱论”常常难有反思性回应。

但从总体看,此次印对华政策大辩论,对推动中印关系发展具有积极正面意义。中方应对印调整对华政策、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的努力表示欢迎,呼吁印方相向而行,塑造并巩固双边关系积极发展势头。一是加强战略互信。与印方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共识,争取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避免相互猜忌、相互消耗。二是推动共同发展。强调中印双方应视对方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是伙伴而非对手,合作共赢,共谋发展。三是妥善管控分歧。尊重彼此关切,照顾彼此利益,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管控敏感问题,消除误解和疑虑。

还有,中国发展到今天十分不易。许多不自觉呼应西方“陷阱论”的国人估计也是爱国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笔者封笔时,看到新闻联播播放习主席应约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的消息。这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又一积极迹象,也将引导印度朝野对华政策大辩论释放更多积极信号,有利于塑造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积极态势。

但“陷阱论”的诸多缺欠,决定了它们只是“守成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形成话语权的“软权力”策略。以之观察和裁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仅仅是先入之见,而且是强词夺理。这些从有限经验中总结出来、而又带有明显成见的话语,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更重要的是它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真正理解中国。

时易势移,今天中国再次无限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对自身历史主体的重建工作刚刚开始,在知识、话语权等方面的建设上,需要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超越“陷阱论”的话语体系

我们需要冷静看到,这么多“陷阱论”被广为传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西方掌控国际话语权。直到最近,情况出现了变化。

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为“在分裂的世界中构建共同的未来”。这声音听起来怎么那么熟悉?2017年,习主席在同一论坛上演讲的核心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疑问,世界经济论坛今年的主题就是在呼应习主席去年演讲的精神。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初显,主要是因为这些年自身发展得好。但我们要树立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能构建起完整的、受到世界认同的独立话语体系。很多事情我们自己的理论总结还不到位,缺乏具体的参照和共性的指标。

其次,我们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基本上还是以拿来主义为主。在拿别人的信息来组建自己的分析框架时,难免会受到别人话语权的影响,因为这个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别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最后,国际话语权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软实力”,是靠“硬实力”造出来的。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总是以科技最发达、军事最发达、经济最发达,因而政治体制也最发达的形象着称,所以它就容易掌握国际话语权。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必须创造一套能让外界听懂的话语体系,用简单的事实、易懂的逻辑去说服别人,而不是用高深莫测的中国式话语去解释。

我们要坚持自己的说法,不为别人设置的话语套路所干扰。比如,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好,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西方舆论总是要把我们指责为“国家资本主义”,想把我们拖进另一种话语陷阱。事实是,中国不仅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而且制定了精准扶贫计划,过去5年使6000多万人口脱贫,还剩下5000多万人到2020年前也要全部脱贫。这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们的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都应以更加自觉的态度,拒绝盲从,增强自信,善于研究问题。不能别人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把别人的信息直接翻译过来采用。遇到突出事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从多种渠道去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

一个多世纪前,美国贤人爱默生曾告诫美国年轻人不要再吸食欧洲知识的残羹冷炙,而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脚走路。如今的中国人同样要挣脱西方思想和理论的故步自封,敢于用自己创造的概念、以自己生产的话语来解释中国甚至世界。中国这些年来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成功,已经为在知识体系中创造“中国学派”提供了良好条件。跳出西方理论工具来对中国的伟大实践做出理论总结,已逢其时。

总之,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国际话语权,有助于外界不再跟着各种“陷阱论”去臆想中国,而是用比较客观的眼睛看待中国,当然也有助于我们自己提升“四个自信”的自觉性,让我们从思想到实践都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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