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一旦打响将无法控制,中美大战略遭

程亚文:大国竞争,战略能力强者胜

原题:难民危机与民粹主义的恶性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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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国:美贸易战火力或由试探到排炮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作者: 乔尔豪·阿古德罗

原题:美在冲绳驻军换“帅” 背后原因重重

(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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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2018年以来,尽管涌入欧洲的难民人数得到了初步控制,但难民危机却远远没有得到平息。不但欧盟各成员国围绕难民配额分配、责任分摊等问题陷入争吵,而且一些民粹主义政党用“反移民牌”赢得选民支持,不断挑战和冲击传统主流政党。难民问题与民粹主义,正在欧洲形成恶性螺旋。

美军常驻海外基地遍及全球各大地区,人数众多,几乎到处能看到其活跃的身影;美军由于担负不同的任务,各种训练频繁,由此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训练事故在所难免。在新媒体时代消息传递近乎实时,一旦发生事故,消息无法封锁,会对美军形象和驻扎所在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是美军所不愿意看到的,反复发生和媒体渲染令美军无法接受的。据6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对外称,其驻冲绳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因为“失去信任”而被解职。这不是首例,但更换驻日美军的指挥官令人关注,意味着美军要提高驻日本军队的训练安全,避免出现过多损失,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其战斗力。

美国最新一轮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措施,已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遭到广泛反对。多个国家表示担忧和批评的同时,纷纷考虑采取反制行动。

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

由于对试图进入国境的大批难民持飘忽不定的态度,以及后续管理的粗略,欧洲如今陷入政治动荡浪潮。欧洲人正在进行一场矛盾的游戏:一方面,我们对难民表现出最慷慨的面孔,做出盛大的欢迎声明,却没有详细的安置计划;另一方面,我们违反自己订立的条约,用带刺的篱笆阻止其进入。

训练事故并不为奇 重复上演令美“伤神”

有分析认为,此次提高关税,是特朗普作为交易型、商务型总统在正式谈判前漫天要价、试图吓唬对手再施以恩惠的技巧,雷声大雨点小。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有决心动真格打一场贸易战。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拉尔德·西格尔1999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中国重要吗》一文,直指中国是全球经济中的“小角色”,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政治影响“微不足道”。如今快20年过去了,在很多西方人的不看好中,中国风景愈加丽好,无论经济、军事还是国际影响,恐怕再没人敢说中国是“小角色”“二流国家”。倒是以往被奉为“灯塔”的美欧国家愈发成了“问题”。

这种混乱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有成熟的计划,即使计划有缺陷,我们还可以修正。但没有计划,只会伤害难民并威胁欧洲各国的稳定。

有训练就会有损伤,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避免,只有平时严格训练,战时才能从容应对。训练本身就是高风险的活动,如同“刀尖上的舞蹈”。如何既有效提高军事训练效果,又减少训练中的伤亡,这是包括美军在内的大国军队不得不面临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各主要国家军队正在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不仅要把握传统领域的“致高点”,更要把握非传统领域的“致高点”,这将日常的训练风险向上提高了一个层次。从这个方面看,训练事故频发或意料之中,但同样的事故重复出现这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美国正经历从过去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倡导者,到奥巴马时期的公平贸易再到特朗普对等贸易的方向性转变。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认为,在公平贸易中美国没有得到公平,很多“搭便车”国家捞得好处,却丝毫没有给美国以恩惠,更把贸易规则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中国。特朗普据此提出所谓对等贸易,即赤裸裸的美国优先。不管是强国弱国、对美逆差大小,美国做什么,别国也要做什么。特朗普的判断是,贸易战是好的,且很容易就赢得胜利。它可以帮助特朗普赢得中期选举,也有助于其兑现竞选中的承诺、进而实现连任。

在一个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性网络中,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已经体现为战略能力的竞争,谁在战略能力上高人一筹,谁就更有可能精心筹划未来,在危机和挑战来临时更加应对有方。现在的西方国家对内面临治理挑战,对外处理国际事务时无力甚至混乱,都根源于它们的战略能力出了问题。

欧洲各国的行为杂乱无章,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欧盟尽管有个响亮的名字却缺乏凝聚力。它就像联合运营的三种速度的列车:一列是德国领头的中欧和北欧国家组成的高速列车,可观的人均收入允许其对公共事业投资不菲,他们是欧洲的引擎。他们的经济实力使其能领导欧盟,但并不太尊重其他盟友,喜欢发号施令。

美军跟其它国家的军队一样,是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不是“神话”,不是不可战胜,更不是完美无缺的。从外表上看,过去取得的战或许很多;中国有句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需要理性看待美军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地区大国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过去曾经拥有的优势逐渐消逝,甚至已经或正在被超越,对此,美军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焦虑,不断调整建军对策或在情理之中。

此次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全球的第一次贸易战“火力试探”。出于商人的本能,特朗普选择搞一轮要价,看看买主的反应,看看国内企业、政界和舆论的反应。以军事战术来比喻,就是用“火力试探”暴露敌方火力点位置、探察火力大小,根据对手的情况,决定哪些国家当前打、事后打和长远打。最早激烈反应,当前正在准备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与加拿大,由于眼下便有利可图,美国即宣布予以豁免,给予回报;中期准备做进一步讨价还价的欧盟,美国将要求在涉及汽车与投资的问题上必须接受美方条件;而对日本的打算则立足长远,比如以更加优惠的条件、更主导的地位重新回到TPP当中。无论时间远近,核心原则是主动权必须掌握在美国手中。

一个国家按照自身意志自主决策、保持战略自由权的能力,可称为战略能力。笔者曾概括规模较大国家所需要的六种战略能力,即有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强大而自主的生产能力、支持生产可持续的能力、相应的外交和军事能力、文化创新能力、人口生产维持世代更替水平的能力。战略能力是制定大战略的基本资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能力作为前提,无论大战略的思想还是筹划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另一列是代表东欧国家的低速货运列车,他们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接受欧盟的经济援助,工业不发达。他们很有韧性,但其内部的“创伤”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仍有待医治。

训练事故频发 美军内部问题或进入“多发期”

特朗普刚刚把钢铁与铝产品这张牌打出去,就收获各国强烈的反应,证明这一轮“火力试探”已经取得效果。预计他下一步还将有更大动作,不排除实行重武器“排炮攻击”的可能。加收知识产权保护税、201条款,以及中美BIT谈判、经贸对话机制都有可能是美国下一步要价的重点。

大多数中小国家在战略能力上都有欠缺,因此难以制定和实施大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的选择,就颇能说明这个事实。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因遭到美国当头棒喝,英法两国不得不从埃及退却,这实际上标志着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的正式终结。而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内,英法两国都曾怀有制定大战略的雄心,其中法国表现为戴高乐主义,英国表现为丘吉尔倡导的“欧洲联合”和以英国为中心的“三环体系”,但这些都已无法帮助两国恢复旧时荣光。

最后是南欧国家——混乱不堪的长途列车,随时改变目的地,不守时。其经济的主要来源是旅游业,国民生来乐观,快乐是其价值核心,但过度自由主义。

当前,无论哪一支军队在软硬实力都无法与美军相媲美,只是差距在缩小,可以说,马不停蹄备战和改革的美军不会停下“步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军的实力仍将处于领先地位。战斗力来自于近似实战的训练,这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年两年积累来的,而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摸索和训练得来的。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要是说有捷径那也只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和严格的训练。许多训练即使有科学的方法,也无法绕开艰苦的训练。

此次“火力试探”也遭遇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的反对,有分析据此认为特朗普政府开打“贸易战”的最大阻力来自行政当局内部,这种想法比较天真。在特朗普内阁中,无论是商务部长罗斯、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还是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都是主张通过美国优先让美国重新伟大的贸易“鹰派”,他们已经代替以国家经济委员会原主任科恩为代表的势力,在白宫内部占据上风。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它们的国家能力与国家雄心已严重不相匹配。其结果是,包括昔日老大帝国英国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得不安于美国羽翼之下,不仅难再有大战略,就连大战略的思想建构也不再活跃。

由如此迥异的成员组成,可以想象执行欧洲议会的指令是多么复杂:欧盟制定了规则,但成员国并不遵守。对高速列车有益的规则并不适用于其他两类列车,反之亦然。这使得欧盟发展缓慢,且效率低下。

美军的训练事故多,原因固然不只是一条两条,训练事故的绝对数量多,那是因为训练频繁、训练条件严苛、动用武器装备数量多、作战系统复杂;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人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美军已经厌倦了海外紧张枯燥的生活和常年驻扎,由此不少官兵产生了心理上的疾病,心理上产生了抵触情绪,训练想搞好恐怕不是易事。

有人认为,由于中国对美出口钢材占比很低,此次 “火力试探”主要不指向中国。如果美国下一步还有更大动作,中国要不要与WTO内其他受害国联合呢?在判断贸易整体形势时,有个标准是,对全球经济恢复,对推动全球化,以及对全球利益的好坏。如果不利于全球经济恢复,甚至像上世纪70年代美欧贸易战那样将世界拖入危机的话,中国完全有必要与其他国家一道联合起来反制贸易保护逆流。

国家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能否着眼长远进行战略筹划,并有效落实既定战略筹划。尤其是能围绕战略目标进一步地分步实施,在不同阶段设定不同的小目标,通过点滴积累逐步推进来实现总目标。

民粹主义的壮大

换“帅”表明美军重视 动向值得关注

对美国下一步的动作,我们要严阵以待。中美贸易战的枪声一旦打响,将无法控制。中国最好的方式,是尽量通过高层次多渠道沟通,减少误判,逐步化解问题。尤其是要向美国说明白,通过贸易战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指一条路,是做大蛋糕,用各种方式来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包括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以及经济贸易新领域的合作,这是我们处理贸易摩擦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些年来,中国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关注已越来越具有大战略的特征,表现出战略能力的逐渐充沛。中国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在现实发展中则有条不紊地推进“五年规划”,对外陆续提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并能有效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当今中国的所言所行,较之以往视野更加宏大,格局更加高远,参与世界经济、政治议程的意愿与能力都常常为世界所惊讶。诚如国内外不少观察家所言,中国战略能力的日渐提升乃至卓尔不凡,首先表现为高效的政治社会组织能力,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种能力得以产生的根本保障。

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往往忘记了他们并不是孤独地生活在地球上。难民们背负着战争带来的饥饿和恐惧,叫开了欧洲的大门。而欧洲人起初以为难民无法渡过地中海,结果难民们成千上万地来了。

亚太地区是美军一直非常重视的地区,因为美国人认为这里有他们的“利益”。美军的存在给亚太地区带来了不知多少麻烦,当然美军是不会这样认为的,还坚持认为为该地区做出了巨大付出和贡献,短期内看美军是不会从亚太地区撤离。接二连三的飞行事故,美军换“帅”,表明美军高层不能再容忍此类事件再发生下去,这样下去只会丢美军的颜面和削减战斗力,换“帅”之后是不是训练就安全了值得关注。

一般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重视大战略设计,贯彻大战略的意愿、能力也比其他国家更强大。但曾参与美国政府核心决策的布热津斯基却有着不同观察。他在《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一书中说,中国善于从长远处着眼并勾画未来,政策前后连续,这是中国优势所在,而美国太专注于目前的危机,太缺乏长远视角,“受困于一种短视的精神状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苏对抗时,他就曾说,美国的政治文化仍然具有缺乏战略或地缘政治意识的特点,常常将长期地理战略问题放在更为近期的政治问题之后。

这种情况完全超出了欧盟的援助能力,欧盟除了注入资金别无他法,但资金量不是无限的。欧洲传统政客们对民粹主义政党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的上升感到恐惧。难民接收问题最终还是让欧盟各国立场分裂,民粹主义趁机壮大起来。极左和极右民粹主义有同样的兴趣利用这次危机。

这是看起来是一次极为常规的指挥官调整,实质上并非如此简单,这足以表明美军要加强在该地区的实战能力,没有弱化在该地区的“注意力”,更加重视这支“拳头”部队建设,这可能事关美军与亚太、欧洲地区某些国家博弈的成效;另外,美日同盟也需要适当考虑日本方面的情绪。我国有句古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要发生事故首先受损的是美军,其次日本民众也会受害,美军希望通过换“帅”,改变过去的局面,以减少事故带来的种种“烦恼”。

布热津斯基的这些话,现在看来很像是种预言。美国近年来在大战略的建构上依旧活跃、行动上仍然显眼,但无论相关的思想还是实践都已表现出内向保守倾向,根本原因在于支撑大战略的国家战略能力已出现短板。

传统的欧洲民粹主义领袖从难民问题上看到了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媒体一次又一次地关注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原因。他们批评地方政府的举措,以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然而,对难民问题他们并没有任何解决办法,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夺权。他们显然知道,难民问题不是各国单独行动能解决的,需要大家一起制定策略才能解决。

对照笔者上文提及的六种国家战略能力,今天美国在多个方面都出现了不良之兆。其中的首要环节是在经济战略能力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现有政治机制因其内在掣肘,没有足够能力尽快化解挑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物质生产领域不断后退,生产能力相对减弱,这不仅直接导致美国财政来源减少、深刻影响美国民众就业,还使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式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美国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人口流动全球化、恢复制造业优势地位,但这要以暂时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前提。可是没有多少美国人愿意这样做,无论精英阶层还是普通大众,精英阶层习惯了金融暴利,大众不想减少已有社会福利。

另一方面,极右民粹主义者认为,每个难民都是一个潜在的罪犯,他们会抢夺我们的工作,他们憎恨我们的国家,来此的目的是在有生之年享受我们的社会援助和福利。

在世界围着美元转、美国经济日益脱实向虚后,高度依赖外部使用才能产生效应的美元体系,也遇到了中国明清时代类似的问题:一旦有其他国家以身示范放弃使用美元,是否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进而导致美元体系以及美国的优势地位随之烟消云散?19世纪后期欧洲纷纷放弃银本位而改用金本位,就曾给依赖白银的中国带来无比巨大的困扰。

不可否认,欧洲人和中东、非洲难民的隔阂是客观存在的。相互之间的不了解使两者疏远,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有着不同。欧洲人害怕难民的习俗会影响欧洲,特别是在妇女权利方面。他们认为欧洲的特色正在被侵蚀,认为难民是社会的负担,担心欧洲人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会输掉。

另外,过度消费主权信用和经济虚拟化难以有效逆转,也在加剧美国内部的财富分配失衡,导致社会危机继续加深。在同一片天空下,当以往虽有差等、但总体共享的财富格局,向差等加深、彼此割裂的财富格局转化时,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已难表现出曾有的自我修复能力。想为继续维持全球霸权而进行大战略设计,也就显得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解决问题的出路

由于民众支持率惨淡,欧洲各国传统政治精英主导下的政府都面临挑战,难民危机谈判进一步复杂化。没有执政党想后退一步,因为怕失去基础选民的信心。然后,当情况似乎不能更糟时,欧盟更大的打击到了:由于担心移民对其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援助机制的压力将结束其繁荣,欧洲大国英国提出脱欧。

欧盟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我们的骄傲要求我们对合作伙伴的离开提出苛刻的条件,但此时大西洋另一侧的特朗普政府发起对欧盟的贸易战,再树敌不是个聪明的决定。如今,欧盟和英国政府的谈判气氛平和起来,但很多欧洲人担忧的是,这种软弱的谈判方式会助长欧盟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

在这次民粹主义的胜利之后,传统政党的领导人试图争取一部分民粹主义选民。默克尔被迫与欧盟成员国签署了明显有损其个人利益的应急协议,许多分析家都认为这是默克尔政治上的民粹主义转折点。南欧自行其是,东欧不愿谈及难民也不愿听从德国指挥。面对来自国内和欧盟内部对其领导力的质疑,默克尔意识到这一次她真的可能会下台,因此她尽力挽救,但仍危机重重。

西班牙也没有摆脱困扰欧洲的难民紧张局势。由民粹主义介导的民意处于“好与坏”的两极化之中。一些人愿意援助难民,另一些人反对。我认为讨论“好与坏”并不能解决问题。难民问题可归纳为三点:1.所有人都应得到公平的对待;2.面对发生在不发达国家的饥荒和战争,第一世界国家必须介入;3.超出自身能力的援助会导致灾难。因此,对难民的及时援救是应该的,但需有一系列计划并严格执行才行,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但是,欧洲多数国家的经济都不景气。眼下,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愿意放弃什么奢侈品来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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